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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亦使水窝易主。晚明时，在人口膨胀、战乱的压力下，山东一带的人向河北、东北流动，这部分人又随八旗入京，主要在军队驻屯地充当“火夫”。 在北京政治权力和财产秩序失范的空窗期，他们借用满洲军队的余力，趁着管理各街区水井的机会，进入了水买卖。卖水业者开始分段把持管理，不准居民自行汲取，这种供水方式最初仅现于八旗驻防所在附近，后延伸至汉人居住地区。 这样，山东人逐走山西人，并从火夫变为水夫。 于法而言，水夫本不拥有水，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但是，在从事水买卖时，水夫各自划定地盘，排挤竞争者，“以刀守水道”，逐渐形成固定垄断的送水道路。“水道路”及水源、水屋子、挑水工具、用水户一起，如不动产一般，可视为权利、财产，被继承、分割、买卖，更成为借贷和抵押的对象。 以丛林法则形成的“水道路”之权利、秩序，最晚成于乾隆时期。 乾隆三十五年11月，山东招远籍民妇康蓝氏，以“霸占伊故夫所遗挑水买卖”为由，向官府申告——原告已将潜规则视为规则，并理所当然地寻求法律保护。 审理此案件的步军统领福隆安认为，“京城官地井水，不许挑水之人把持多家，任意争长价值，及作为世业私相售卖”。朝廷将福隆安的提案法律化，将把持挑水之人按照“把持行市”律治罪写入《大清律例》。 这说明对于将“水道路”作为财产处理的惯例，国家权力并非没有觉察，但无力调整，直至清末，“水道路”所有权、营业权的交易依然活跃，而契约文书中对于该权利的起源，已表述为“自置”、“祖遗”、“租到”。 京水三味 水买卖被北京居民视为“贱业”，吃苦耐劳的山东人操此“贱业”，进而融入城市。 他们以“水道路”分割城市街道，将自己嵌入都市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对于居民日常生活施加影响，抗拒国家权力的管理，回应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这个生活在大时代边缘的群体自主地实现了城市化。 除了水夫，粪夫、脚夫、火夫、轿夫等划分地盘的垄断行为，在清代史料中也多能发现。上世纪30年代，贱业人口在北京这样的消费城市约占总人口的一成——他们卑微而坚定地完成了个体的城市化。 这可谓市民与水夫双赢，但用户体验并不总是愉悦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