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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 孙竞昊在《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漕运的败落、清朝中央集权的式微和东部沿海以西方因素为导引的工商业的崛起和扩张，济宁同整个北方内陆运河地区一起急剧衰退，并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层级体系中迅速向边缘位置滑落。然而与临清和其他内陆运河城市的命运不同，济宁作为一个城市个体并没有完全没落。清末济宁通过现代化转型以阻止边缘化的特殊经历以及当地精英的有效活动，充分展现了地方精英在兴建新式交通运输体系、调整地方经济取向和城市功能的努力。济宁遇到的挫折和变革的成功，是中国内陆城市现代化的一种典型反映。 唐代后期藩镇与州的关系 张达志在《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新解》（刊于《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唐代后期,地方实行“二级制”而非“三级制”，朝廷、藩镇、州之间，存在虚实结合的“三角关系”。藩镇的正式行政区划性质，从始至终都没有在唐代法令中得到确认，而朝廷与州的上通下达则时时被强调。藩镇若与朝廷对抗，则竭力控制属州；朝廷若要削弱藩镇，则促进与州的直达。唐代后期至北宋初期，藩镇逐渐削弱而州地位逐渐提高，最终州脱离藩镇控制，直隶朝廷。这种地方行政体系的演变不仅对宋代路的出现有直接的先导作用，且对元、明、清省级行政区划的发展影响深远。 光绪前期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陈勇勤在《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刊于《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吏治腐败是晚清一大社会问题，1875年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他们对吏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批评。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员的选拔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种官场弊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则反映出官员常见的腐败劣迹。这些均透露出当时官场腐败积重难反的情况。 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许纪霖在《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刊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自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富强之路。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狂潮。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代之以竞争为核心的力的秩序，并产生了以强者为主导的新国民人格。然而，这一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造就了民国，却毁了共和。五四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中国的复兴之路，开始了从富强到文明的历史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