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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孔教与宗法社会在历史上先后次序，夏曾佑称：“政出于教者，群之常理，惟孔教则稍有不同，盖神州宗法社会远在孔教之先，孔教之作用幻牵及局外，真不可解。”⑩ 在现实与学理的参照系中，夏曾佑论述侧重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出发，探讨中国社会变革的出路。1905年3月4日，夏曾佑致严复的信称：“试观今日教旨，皆藉政体而存……其有作宗教之论者，亦均从自保其身起见，无专为宗教者……宗教亦不期然而然，而受制于政体矣。……此为中国政教与他国相异之故，而因果之位置与前例反。”(11) 夏曾佑强调中西政教的差异及历史的原委。夏曾佑的思想多受同道者严复影响。严复会通中西，对政教不分、读书与致仕合而为一、伦理与政治合而为一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结合维新变法的学理依据进行分析。继戊戌政变后的清末新政，政治变革的学理未有大的变化，但话语表述方式发生了极大不同。针对康有为继续鼓吹尊孔改制之论，严复专门从西方引进宗法论及相关学理，旨在为中国的新政提供西方的经验，而运用此理论框架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归纳的，恰是好友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夏著多受严译《社会通诠》的影响，诸如1902年前后，夏曾佑从财政上论述“战国之变古”的原因，且就军政之改革发表看法，称：“此事于家族社会与国家社会不同之界，较他事为尤甚。”(12) 所谓“家族社会”、“国家社会”正是严译《社会通诠》专有词汇。再有，夏称：“秦法以客民任耕，而秦民任战，此制即以秦民属役客民，如希腊斯巴达之法。”(13) 而以“主客之分”界定社会分层的思想，也常见于《社会通诠》。此为话语之影响。 夏曾佑受严译《社会通诠》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接受了严译的理论分析框架。夏氏在《包牺氏》中称：“案包牺之义，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入游牧社会之期，此为万国各族所必经历。但为时有迟速，而我国之出渔猎社会为较早也，故制嫁娶，则离去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陋习，而变为家族，亦为进化必历之阶级。”(14)“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15) 以上基本套用了严复译著《社会通诠》、《天演论》等进化论框架，并用于历史分析。 夏曾佑与严复思想的共鸣使得他们成为学术知音。夏曾佑致严复信中的看法后来成为其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主旨，可见他对严复在学术思想上的开诚布公。夏曾佑信称：“垂询中国前途与历验小例二端，此事宏大，非浅智所测。”(16)“窃谓神洲建国以来之真历史尚在黑暗之中，未稍发现，实迹与言理均未发现。历史既未明，则前途从何而测，若强为之说，则鄙意以为今日所悬革命、立宪、藩镇之三大问题，可立一义以决之，则凡往事之所经，种智之所有，中材以下之人一言可喻者，其事可成；凡往事之未所经，中材以下之人不可猝喻者，其事不可成。如此，则吾国自保以用何种方法为易行，不幸归人，以归何种政体为有益，均可决矣。此例尚浅，然于社会现情似不可易。”(17) 夏曾佑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叙”中重申：“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洎乎今日，学科日侈，日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道，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旨，而学殖时日皆有不适，疏谬之讥，知不可免，亦聊述其宗趣云尔。”(18) 两相对照，可见夏曾佑编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亦有回应严复译著《社会通诠》之旨趣。 二 参照戊戌变法失败的历史经验及维新思潮的变迁，可见严复译著旨趣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侧重。大体而言，严译《社会通诠》实为补救《天演论》立论过猛。1904年1月11日，严复在《与熊季廉书》中称：“别后成得《社会通诠》一书，以著人群天演之实。菊生谓，读此乃知中国现象种种皆公例之行，而时贤攘臂言救国者，其主义大抵无当。”(19) 在严复看来，“夫五洲治制，皆宗法社会之所变化者也。顾东亚则以宗子而成继天立极之至尊，西欧则于游牧之时，已著民族之平等。”(20) 可见，《社会通诠》为应清末新政民主主义高涨而作，主张社会渐变论。严复的渐变论与其对近代社会形态的看法显然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