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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因为救亡保种的需要，学术问题的探讨常有现实的政治语境。学术的政治化倾向加强，学理被充当政治制度变革可能性及合法性的支撑。就学术地理空间而言，严复从英国引入社会进化论，以论证晚清政治维新符合历史进化的阶梯。1906年8月10日，严复读《历史教科书》两编后，在致夏曾佑的信中称：“读足下之书，见提挈立例处，往往见极因怪，（如云‘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政得始皇而行，境得汉武而定’，又云‘使匈奴盛于周时，中国必亡’诸语）此法惟近世西人以天演服［眼］藏探内籀之术以治前史者而复能之，乃大著不期而与之合，此滋足贵也。”(62) 可见，严复认为将归纳法等逻辑学方法纳入进化论理论分析框架中才可能重构历史。戊戌变法时期，学人进行学术探究的重要目的是为现实政治变革奠定学理基础。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夏曾佑、杨度等虽属同一政治谱系，皆主张维新变法，但从政治主张所依据的学理来看，他们属于不同的学术派系。康、梁属一派，严复、夏曾佑等属另一派。双方依据的学术资源明显不同，康、梁在西方学术资源上主要是依靠梁启超从日本输入的“东学”，严复则从主要从英国引入西学。就国学而言，康有为、夏曾佑属于今文经学家，其西学多受梁启超影响。而夏曾佑学问侧重探究中国史学，其西学多源自严复。杨度基本上界于两派之间。严复在舆论中是精英人物，甚至引起光绪皇帝的关注。就政治影响而言，康、梁属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严复、夏曾佑则属于维新变法的重要力量。就思想传播而言，他们皆有各自的舆论平台。康梁与《中外纪闻》、《时务报》密切相关，严复、夏曾佑是《国闻报》、《国闻汇编》的创始人。严复等利用舆论平台倡导斯宾塞等社会进化论，有对康有为倡导的公羊三世说之用意。可见不同政治谱系利用学理对宗法的诠释，是为了取得更多话语霸权及在政治变革中取得更多的学理支撑。政治谱系中的改良派及革命派，皆通过参与宗法论的诠释，以获得在政治斗争中的学理支撑。双方皆看到宗法论涉及近代社会形态基本认同的问题，而社会形态的认同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变革措施密切相关。 将严复宗法论与中国传统的宗法论相比较，有利于审视严复宗法论在中西学交汇语境中的文化参照系。所谓“宗法”并非新名词，《说文解字》解读“宗”：“尊祖庙也。倾下也”。(63) 西周时期，有所谓“宗周”（周人发祥地）、“成周”（保卫“宗周”的地方势力）之分，西周的宗法制度是以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继承制度扩大化。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其祭祀的祠堂为“太庙”，其继承权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64) 原则进行类推，“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祖标也。”(65)《大传》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是故有继别之大宗，有继高祖之宗，有继曾祖之宗，有继祖之宗，有继弥之宗，是为五宗。其所宗者皆嫡也，宗之者皆庶也。此制为大夫以下设，而不上及天于诸侯。”从而做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66)《公羊》宣六年《传》，何注云：“礼，天子诸侯立五庙。周家祖有功，宗有德，立后程、文、武庙，至于子孙，自高祖以下而七庙。”所谓宗法制与周初分封制及“井田制”密切相关。比照严复在《法意》第五卷第五章“民之治制，其立平等之基何如”这一章按语，其中云：“中国古之井田，故民主之政矣。而其时有诸侯君主者，盖缘宗法社会而兼民主之制也。”(67) 讨论近代宗法的学理依据，离不开晚清学术转型的社会语境。晚清学术转型分为两个层面：西方学术本土化与中国传统学术近代化。前者探究西方学术在中国传播及其认同的方式，侧重的是空间问题；后者讨论的是历史的连续性，国学在近代的重新诠释，作为历史连续性的体现，侧重的是时间问题。在近代中西文化的较量过程中，西学处于强势状态，而国学与农耕文明的天然联系，在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近代化过程中举步维艰。简言之，就晚清文化时空而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从西方进行学理输入的时代潮流，压倒对传统文化的近代诠释的基本路径及其价值取向，也即在文化转型中，空间压倒了时间。就具有五千年农耕文明的近代中国而言，西学并没有能清除农耕文明在近代生存的基本土壤，中西学碰撞并没有出现中学彻底被西学解构的局面。宗法论被严复从英国引入中国，面对中国社会传统的社会习俗，双方只能以妥协而告终，严复后来也称：“宗法之入军国社会，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如敬宗收族固矣，而不宜使子弟习于倚赖；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耄耋之人，沮子孙之发达。”(68) 可见严复亦明智地看到欧洲学界宗法论须切合中国本土。中国传统宗法思想强调敬天尊祖，强调血缘关系。而婚姻是血缘关系得以传承的关键。若以婚姻为例子，可以看得更清楚，“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迟婚为主义，看似于旧法有所改良，顾细察情形，乃不尽耳。盖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夺其旧有之权，一也；心醉欧风，于配偶求先接洽，即察姿容之美恶，复测性情之深浅，以为自由结婚之地，二也；复次，凡今略讲新学少年，莫不以军国民自居，于古人娶妇所以养亲之义，本已弃如涕唾，至儿女嗣续，尤所不重，则方致力求进之顷，以为娶亲适以自累，且无谛假不知谁氏女子，以一与之商终身不二之权利，私计亦所不甘，则何苦不娶单居，他日学成，幸而月有百金以上之人，吾方挟此遨游，脱然无累，群雌粥粥，皆为肉欲之资，孰与挟一伉俪，而啼寒号饥，日受开门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于是今之少年，具趋于极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69) 严复还将中国一夫多妻制与宗法社会联系，“使中国旧俗未改，宗法犹存，未见一夫众妻之制之能遂革也”。(70) 不仅如此，严复还将男女之别与统治者的政治素养联系在一起，“夫主治固不必严男女之别，然须察社会之已出宗法与否。使未离于宗法，则统之相传，以男为系。夫同姓者既不可昏，而当璧者又为女子，是一传之后，既大统者，皆他人子矣，何可行耶？”(71) 近代西学中国化历程中的启蒙思想家尚如此论述，更遑论未精西学的国学大师康有为了。 简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以农耕为主调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功能在近代发生大变迁。面对剧烈的近代社会转型，为了寻找理想的社会变革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运作理念，严复的西学研究有别于梁启超，夏曾佑的今文经学的论学旨趣有别于康有为。两者有各自不同的政教观并分属不同的学术谱系，一个是以英国为核心的西学，另一个是以日本为核心的东学，其学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