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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丁玲又认识了英文翻译兼革命者冯达，并且很快坠入情网。他们于1931年11月住在了一起，后来结婚，一起生活了三年。1933年5月14日，丁玲和冯达在家中同时被捕，冯达很快叛变了。国民党为了感化丁玲，在狱中没有苛待她，她被允许一直和冯达住在一起。很快，狱中的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一个女婴。出狱后，丁玲离开冯达前往延安，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丁玲与冯达的这段恋情，是丁玲心中最为忌讳的伤疤，也是她长期以来在党内遭受诟病的主因。 丁玲来到延安之后，爱上了比她小13岁的陈明，并不顾众人反对，开始了“丁玲式”的强大爱情攻势。终于，他们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陈明是最终陪伴丁玲走完人生之路的伴侣。 关于丁玲的感情生活，还有不少传说，有的或许是捕风捉影，但并不全是空穴来风。丁玲曾经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人物有过亲切交往。晚年的丁玲说：“他对我怎么样，我不管，我对他(毛泽东)一往情深。”(盛夏《毛泽东与周扬》)丁玲是把革命和爱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女作家，她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革命和爱情是可以两不误的。 【为爱而生的庐隐】 庐隐是一位特立独行、为爱不顾一切的人。这样的女人，即使放到现在，也不多见。 1916年，在北京求学的庐隐寄居北京舅父家时，与邻居林鸿俊相识，基于相互同情发展为恋爱关系，这是庐隐的初恋。她把他们的恋爱经历写成七八千字的文言文小说《隐娘小传》，可见对这份感情的投入程度。随着接触的增多，庐隐觉得林鸿俊思想平庸，两人对人生的看法一天天相去甚远，感情也日渐恶化，终于在1921年解除婚约。 之后，庐隐在投身学生运动时，认识了北大学生郭梦良，由于欣赏郭的才华和学识，庐隐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这个在故乡福州有妻室的男人。她写信给郭梦良说：“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不久他们便开始同居，1923年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可郭家却长久不承认这桩婚事。与有妇之夫相恋、结婚，即便在婚恋观念相对开放的民国也是十足大胆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庐隐因此遭受了许多白眼与侮辱。可是，庐隐仍以一己之力，对抗双方家庭和整个社会的重重压力，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妥协。她在《一个情妇的日记》里表达了爱情的坚定立场：“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一生里，我只追求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意服帖地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变粉身碎骨都情愿。”这与她的爱情观和她对爱情的执着有关。她说：有人称我为描写男女恋爱的专家……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男女的恋爱而已。她认为爱情的条件有三点：一是彼此深切了解；二是性情合得来；三是有为了爱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庐隐自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