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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性格中有一个明显特征：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和条件，展现自己的才华、实现自我价值，她有着强烈的功名心。这种性格意味着如果有才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定不会被埋没，但最终却会被毁灭，毁灭她的是别人更是自己。我突然发现，丁玲的情人和配偶都是革命者，难怪丁玲一直以革命者自居，一直鄙视从前的好朋友非革命者沈从文，在全国人民都反左时，她旗帜鲜明地反右。 从《水》开始，丁玲的创作便自觉地走上了革命文学的道路。以后，不管她的作品多么地政治正确，其艺术水准都与她1920年代末期的成名作“莎菲系列”相差甚远。丁玲曾经得到过革命阵营和党内高层20余年的宠信，而正当她志得意满、继续革命时，却被革命大家庭所抛弃。这个打击对丁玲来说是致命的，也是让她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困惑，自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革命者、领袖眼中的红作家，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呢？她只好把责任归咎于她的对手周扬，也怨恨了周扬半生。也有人说，是冯雪峰害了丁玲。然而，没有冯雪峰也会有其他人出现在丁玲的生命旅程中，丁玲亦会毫不犹豫地加入革命阵营，当然仍然是用文学作为资本。李达轩教授说：“丁玲和她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总是在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格独立，并思考着女性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而在我看来，丁玲对光明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是模糊的。丁玲最大的追求应该是永远立于潮头。 王蒙在一篇怀念丁玲的文章中为她鸣不平，认为丁玲早期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性，世界不应该冷待丁玲。关于她的作品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我同意王蒙对她的另一个评价或说观察：“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我也同意王蒙对丁玲性格的分析：“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复出于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正因为如此，丁玲在复出之后，才那么重视自己的名誉，才会发泄对沈从文专著《记丁玲》的不满，并不停地讽刺和辱骂沈。李辉分析说：“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 丁玲怨此恨彼，其实她不知道，这是她的必然归属，除了政治大气候的原因之外，至关重要的还是她的价值取向。她选择了革命，便只能承认革命的方式，以革命者的身份接受组织的安排。 在民国那一批才女中，庐隐和陆小曼是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典型代表。她们的身上没有世俗，她们的字典里没有世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