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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武科与停武科 正当武科考试改革遇到维持朝廷安定的困境时,被时人比附为西方军事体系一部分的武备学堂,再次受到重视并被广泛讨论(53)。于是时人另辟蹊径,绕开改革考试内容的纠结,尝试用武备学堂来解决武科改制。 1895年3月26日,翰林院侍读文廷式上奏,认为日本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因其将士都出自学校,因此要求“开学校以讲武”,同时提到“武进士、举人、生员,皆年富力强,尤宜教以战阵,以资捍卫”,“似亦国家长养人材之一道也”(54)。文廷式意识到西方兵学需要有相对应的育才机构,因而建议与武科合二为一,达到培养将才的目的。不过此举并未引起清廷重视(55)。 此外郑观应考虑周全,还准备了一套武科改革方案。他认为武科士子当在学堂考取功名,“县试小学堂,考列上等者为秀才,贡之于省。省试中书院,考列上等者为举人,贡之于京师。京都大书院考列上等者为进士”。而考试标准是“精于制造”、“熟识驾驶”、“能施火器”(56)。郑观应实质上将武科归于学堂之中。 之后设置武备学堂的呼声与日俱增。1895年6月9日,顺天府尹胡燏棻上奏请求变法自强。在培养军官的问题上,他认为:“先在直省设立武备学堂,行取各州县武生武举考其汉文通顺,年力精壮者,选令入塾,给以养瞻……则将才辈出,不患有兵而无官。”(57) 起初以武备学堂改武科的方案只是强调其教育功能,然而随着科目改革面临阻碍,时人开始留意到武备学堂的管理功能。反对武科改试枪炮的廖寿丰,注意到武备学堂可以作为约束武科士子的手段。他认为“宜仿西人之制,广设学堂”,让武科人员到学堂学习,“仍由考官按试拔取,庶可以收实效”(58),同时可以避免因武器管理不严造成的社会问题。 舆论也看到了这点,甚至规划了武备学堂从设立到办学的简易流程。如资金“先自捐廉以为倡始”,学员“择邑中考试武科生童一月两试”,学习“坐作进退之方,步伐止齐之法”,“演放枪炮,打靶射鹄命中及远”。至于设学堂的预期效果“可保卫地方”,“寄干城腹心之选,可收实效,兼可清伏莽之源,而弭无形之患”(59)。 随后有目光敏锐者点出武备学堂可以解决武科改制的枪炮问题。1897年,唐才常在《兵学馀谭》中,提到孙赋谦改制武科建议被驳回。他肯定清廷的做法谓“枪炮不得私售,五洲通例,部议自是正论”,而又体恤“第孙御史救时苦心,沉痛迫切,不可无法以权衡之”。唐才常的调和办法是:“在各省各府书院,添设武备学堂。由官购枪炮若干,藏之学堂;于学堂附近,另辟隙地为演习所;枪炮火药毋得越学堂一步。有执枪炮火药游行街衢村落者科以罪。”(60) 纵观讨论,以武备学堂改武科似可一举解决诸多弊端。最重要的是,武器管理问题可以解决,也为引进西方军事技艺提供了一条途径。至此武科改制或有转机,但停武科争议又起。 不少设立武备学堂的方案刻意排斥武科士子加入,意在停止武科。同样反对武科改试枪炮的陶模,认为武科士子“草野武夫既乏新书奇器,又不便聚徒讲贯,性情椎鲁,难习韬钤”,坚持武科“急当罢行”(61)。陶模希望设立武备学堂及相关的功名,但将武科士子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以武备学堂取代武科。但他并没有解决停止考试后的善后问题,方案显得考虑不周。 舆论亦不乏附议者。汪康年于1896年9月7日在《中国自强策》中建议:“停无用之武试,开水陆学堂,令凡能武事者,不舆齐民齿,则人竞于武矣,精选厚其饷,严教而重于防。”(62)《知新报》撰文言:“夫弓刀石之武科……甚至堂堂主帅,而已之为官衔,尚不能认,然则安能望其读兵法之书,并各国之书哉,故中国宜效西法,各省遍设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决不可缓。”(63)其中虽然没有提及停武科,却已点明武科士子无法学习西方武学。而设立武备学堂摒弃武科之意自明。 康有为的弟子王觉任提出增广同文馆章程,希望同文馆能教授更多西学知识。一方面,他提出同文馆应在行省和州县“推例立学”,并且“以代武科”。另一方面,他认为“枪炮既兴,兵学异古”,“今宜立武备斋”,传授各种西方军事知识(64)。王觉任实质上是把同文馆转变为学堂,并且更为直白地提出同文馆改革后可以取代武科。 取代武科实际就是停止武科。这类意见的出现,或许和甲午战争后的文科举改革有关。此时众多督抚都在本省推行书院改革,试图仿行西式教育。而在当时对西艺分科模糊的认知之下,不少书院将西方兵学也纳入课程之中(65)。如此设计一方面使得文科囊括了武备学堂,另一方面使得武科改革的必要性受到了质疑。于是停罢武科之议层出不穷。然而论者对武科士子的后续安置问题都未能提及,显然还欠妥当。 面对武科选择改革还是停止的纠纷,部分督抚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发展的方针来应对。1896年8月9日,张之洞委派王承恩等人筹办湖北武备学堂。他对生源要求是“凡文武生员、贡监、文武候补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惟必须文理明通,身体强壮者”。张之洞认为这样做,“堂内学生将来皆可为科名仕宦中人,无论文武,一登仕途,即可为国家效用,见诸实际”(66)。 张之洞并未纠结于是否吸收武科士子入学堂,而是提出了新的看法“合文武为一途”(67),吸引各方注意,使之前的争论暂且平息。对于张之洞此举褒贬不一。作为湖北武备学堂委员的姚锡光就指出:“窃谓中国文武分途已久,其文员文生,习气甚深,本不宜于武备,尤不能当学生;而武弁武生,大率粗鄙者流,不堪造就。”(68)他认为现有科举制度下选出的人皆无入学资质。姚锡光曾在北洋武备学堂任事,此评议不失为真知灼见。 舆论对张之洞文武融合的口号反应良好。报纸评论:“香帅故不分文武,特选精通文理之人入堂肄业,盖欲以文植武之基而思收其速效也,且又知不徒在中学而比于西学相辅相而行”(69)。 还有言论从制度层面剖析了文武不平衡的原因,鞭辟入里,认为文武两科,“惟考试虽同,而平时教训则异,至教训异而文武微分优绌矣”。由此导致“文者自以为文重而轻视夫武,武者自以为不能与文并重而亦致自轻”,所以“文武分而文教未必日昌,而武备因之日弛”。再指出文武士子平日虽然都有教官管理,但是教官“专为文而设”,武科则无以对应。更不论文科还有书院。武科“国家除考试之外并无培植,一任其乡曲之师承”。结论是“中国人才之少,文与武分”(70)。由此凸显张之洞办学理念之善。不过张之洞此法并未得到一致认同,定为良策还为时尚早。 从改武科到停武科出现,反映出晚清科举制度以西为师变革中的转型与纠结。正因文、武科举皆需改制,才会有武学堂归属的争论,继而出现改与停两方的博弈。而张之洞的调和办法还处于试验阶段,前途未卜。这导致武科改革方案还不能一锤定音。武科命运何去何从还有待时人询谋谘度。 结语 甲午战争后,清朝执政方针逐步走向革新,武科改制借此潮流再次发力。类比鸦片战争以来变革武科的声音,甲午至戊戌的讨论更加集中,从官员到舆情都广泛参与,已形成有效驱动力。虽然这一阶段改革的切入点依旧是考试内容与武科进身,但较之前已经拓展并深化。武科纳入兵制,倡议者鼓吹其一石二鸟之效,却忽视晚清军队自身已积重难返,背后盘根错节,非一厢情愿可行。将枪炮等西艺引入武试之说,立意本是大势所趋,怎奈碍于火器管理旧例,一时陷入僵局。化解良策如武科结合武备学堂,不料文科举改革方案,已将办理武备学堂纳入其范畴,颇有釜底抽薪之力,导致武科改制前途未卜。 甲午至戊戌对武科的议论,已将晚清武科改革推向了一个关节。各种方案的挑选与利弊权衡取舍,显非朝野官绅坐而论道能够解决。惟有清廷中枢的介入,方能引导武科改制进入下一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