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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樊增祥在光绪八年(1882)湖北武乡试录后叙中记:“历观臣工之章奏,叠经列祖之圣裁,自顺治而科已开,迄道光而法大备。”见樊增祥:《湖北武乡试录叙》(代),《樊山集》第2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735—737页。 ②樊增祥在光绪十七年(1891)陕西武乡试录后叙中记:“古今取士非一途,而武居其一,武人进身非一途,而武科居其一。”见樊增祥:《陕西辛卯科武乡录叙》(代),《樊山集》第23卷,第739—740页。 ③闫俊侠的研究表明,中国吸收西方军事知识并不是从晚清才开始,在明末即出现,但由于清代统治政策的影响,并没有很好发展起来。另外,闫俊侠对晚清西方军事知识的传播情况有详细梳理。参考闫俊侠:《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张勇坚、许有根、贾学德、龙炳峰等先后对晚清武科举废止进行过研究。其重点在对几位大臣的变革方案进行解读。其中张勇坚与许有根指出武器革新、军事教育近代化与武科为对应关系,从而导致其被废止。参见张勇坚:《武科的存废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复旦学报》1988年第1期;许有根:《清末废武科探因》,《盐城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贾学德在此基础上肯定了时人改革武科的努力,提出武科因难以收纳西方武器与战术战略而被废除的观点。参见贾学德:《清代武科举制度的影响及废除》,复旦大学历史系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许有根之后又从武科士子危害社会管理的角度,补充了武科举停止的原因。参见许有根:《清末废武科原因再探》,《盐城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此后的研究开始注意到武科举改废的过程,参见龙炳峰:《清代武举制度之研究(1644-1901)》,国立台东师范大学体育学系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4—184页。另外在相关研究中已有涉及戊戌年武科改制的集中讨论,并在史实上有实质性进展,参见李元鹏:《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8—145页。 ⑤《钦定武场条例》卷1,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科场条例》第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⑥参见贾学德:《清代武科举制度的影响及废除》,复旦大学历史系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6页。 ⑦据《钦定武场条例》,八旗与绿营的兵丁可以参加武童试,而八旗官员和绿营千把总可以参加武乡试。参考:《钦定武场条例》卷8,第214—215、218页,卷10,第255—256、258页。 ⑧“雍正十年议准,内九门千总,照外七门千总之例,均用汉军武举。”《大清会典事例》卷574《兵部·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51页。 ⑨“雍正五年谕,一甲一名,授为一等侍卫;二名、三名,授为二等侍卫;二甲挑选十名,俱授为三等侍卫;三甲挑选十六名,俱授为蓝翎侍卫。嗣后永为定例。”《大清五朝会典》第6册,卷134,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2143页。 ⑩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6页。 (11)罗尔纲总结绿营选官的四种出身:行伍、世职、武科、荫生。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第295页。 (12)茅海建揭示出清军相对西方落后的表现和原因。王尔敏认为,当时认为绿营制度平时弊端有七点,而在战时又衍生出三个弱点。参考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33—47页。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年,第12—14页。 (13)祁  :《请推广文武科试疏》,贺长龄、盛康辑:《皇朝经世文正续编》第4册卷66,扬州:广陵书社,2011年,第123—124页。祁上奏时间参考关晓红的研究,关晓红:《晚晴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14)参考魏源:《海国图志》卷2,《魏源全集》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7页。 (15)参考徐鼒:《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笺》,贺长龄、盛康辑:《皇朝经世文正续编》第4册卷66,第124页。 (16)参考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停武试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26页。 (17)参考沈葆桢:《请停止武闱片》,贺长龄、盛康辑:《皇朝经世文正续编》第4册卷66,第124页。 (18)《钦定武场条例》卷4,第170页。 (19)王尔敏统计,中英鸦片战争后,清廷从上至下认为西洋武器优于中国者不在少数。参见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20)与武科改革相对应,文科举的改革,前有严修所提方案较全面具体,后有张之洞、刘坤一的全盘谋划提纲挈领。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21)咸同之后兵制改革的史实,罗尔纲与王尔敏分别从绿营和勇营的角度进行了梳理。至于军器更新,王尔敏则从晚清兴办兵工业的角度来说明。参见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4—86页;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第46—50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0—59页。 (22)清代武职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目次之。参见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38—39页。 (23)蒯光典:《吏部尚书麟书等据呈代奏检讨蒯光典条陈时务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9—160页。 (24)罗尔纲认为清廷在太平天国后努力重建绿营旧制,但效果不佳。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志》,第74—86页。 (25)乾隆朝关于武生是否强制入伍进行约束有过反复讨论,最后以乾隆六十年上谕为定例“朕思武生应科目,是其正途,若令改归营伍,恐非所愿。且伊等居住偏僻,距省会镇营遥远,守候挑补,亦未便强以所难。若谓武生等多致恃符滋事,以之挑补兵丁,方可藉资约束。则文生内亦有恃符滋事之人,断无亦令入伍食粮充当字识之理……嗣后各省武生,如情愿入伍食粮,自应仍旧各听其便。其不愿入伍者,亦不必稍加勉强,以示体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11(嘉庆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3761—3762页。 (26)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上谕“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以姑容……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441页。关于布防情况,参考张之洞:《筹备江防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195—196页。 (27)《破格招军》,《申报》1894年12月8日,第2版。 (28)王尔敏概括了晚清勇营的渊源。参考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第9—15页。 (29)张之洞与江苏巡抚奎俊商议:“招私枭充营勇,极是救急良策。近日屡有人献此策,正拟电商,今承来示,正与鄙意相合。”张之洞:《致苏州奎抚台》,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195页。刘坤一对此做法颇为赞许:“香帅谟猷远大,布置井然,至私贩入伍一层,使千百犷悍之徒,顿归钳制,伏莽既靖,内患自消,在今日最为良策。”刘坤一:《复奎乐峰》,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书牍》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6928页。 (30)以报道为例:“杭垣每逢新正,丐者之沿门求乞者络绎不绝,今正稀若晨星,仅有老弱妇女以及残疾者,或谓去冬募勇时,少壮都投效所致。”见《乞丐投军》,《申报》1895年2月10日,第2版;“去年因各处招勇巡防,业樵采者大半皆充当勇丁……是以柴价顿涨。”见《苏堤春晓》,《申报》1895年2月13日,第2版。 (31)《论德中丞破格招军事》,《申报》1894年12月9日,第1版。 (32)参考《各直省武举武生宜拨充军士议》,《申报》1895年3月12日,第1版。 (33)1894年11月15日,上谕从汉纳根条陈用西法练军办法,令胡燏棻和其共同筹办,“赶速教练成军”,《军机处电寄胡燏棻谕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11页。 (34)“时江西抚宪特募武生六十名充当亲军护卫小队,上年和议已成,奉部给撤以节饷需,本年又奉部饬裁兵勇,已有成议。抚宪饬小队一并裁撤。”见《丰城剑气》,《申报》1896年5月21日,第1—2版。 (35)1894年吴汝纶复函陈静潭,比较中日军力,认为日本“切实讲求西人兵法,兵轮多于我,其统领水师将帅皆深明西学”。见《答陈静潭》,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第5册,第298页。 (36)唐文治:《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茹经堂奏疏》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6—39页。 (37)郑观应:《考试上》,夏东元编:《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7—219页。此处引用《郑观应年谱长编》,主要因为《盛世危言》编写时间较长,前后版次较多。此时光绪帝收到的可能是1894年宏道堂刻本,或者1895年上海古香阁铅印本,而无论哪个版本,在武科改制内容上并无差别。参考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下卷,第843—844页。 (38)戴鸿慈:《左庶子戴鸿慈奏为条陈审敌情以固邦交等十二事折》,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501页。 (39)《〈使俄草〉附录》,王之春著,赵春晨等校:《王之春集》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836—837页。 (40)参考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976页。 (41)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朝中屡次讨论文科举引入西学皆未行,可见其施行之难,何况武科举。参见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42)廖寿丰:《时局艰危亟应力图补救敬陈管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41页。 (43)陶模:《培养人才勉图补救折》,陶葆廉辑,陆洪涛校:《陶勤肃公(模)奏议》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38—39页。 (44)陶模:《遵旨复奏自强大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50—552页。 (45)1895年,江西考试武童,当时报纸对武科人员评价:“近年各属讲武者较昔多至十倍,往往成群结队于临试滋生事端,即能悻博一衿……谋生乏术,窝聚赌娼,扰害市肆,包揽词讼,甚至藐法横行,罪恶多端,不堪指数。”虽然无具体事例所指,但可见武科士子在一些人眼中形象不佳。《豫章试事》,《申报》1895年9月17日,第2版。 (46)兵部的回复,参考孙赋谦在1897年的奏折。孙赋谦:《御史孙赋谦请武场考试变通旧制折》,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142页。 (47)邱捷的研究反映了清朝控制民间火器的情况,参见邱捷:《近代中国民间武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1—202页。 (48)《清实录》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77—978页。 (49)孙赋谦:《御史孙赋谦请武场考试变通旧制折》,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4,第142—143页。时间考订根据《光绪朝东华录》,见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918页。 (50)邱捷的研究表明,清代自乾隆开始民间就开始私藏、私造火器,并成规模;晚清因社会动荡更加普遍。参考邱捷:《近代中国民间武器》,第7—10、199—207页。 (51)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995页。 (52)参考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05—106页。 (53)甲午战争之前就有督抚创办武备学堂,不过当时只是为督抚所需而立,并未作为定制推行。参见罗尔纲:《晚清兵志》卷5《军事教育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9页。 (54)文廷式:《请开学校讲习武事片》,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7—58页。 (55)“文廷式封奏……练洋队、练武举、武进士,皆未办。”翁同龢:《随手记》,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47页。 (56)这一方案实际是郑观应在之后附加,后在《盛世危言》14卷本可见。郑观应:《考试上》,夏东元编:《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第218页。 (57)胡燏棻:《因时变法力图自强谨条陈善后事宜折》,毛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27—28页。其中奏折时间参考张海荣:《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考述》,《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58)廖寿丰:《时局艰危亟应力图补救敬陈管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第641页。 (59)《论各县宜设武备学堂》,《申报》1895年10月7日,第1版。 (60)唐才常撰,王佩良校:《唐才常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4页。论著时间根据,陈善伟:《唐才常年谱长编》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9页。原文连载《湘学报》第416号。 (61)陶模:《遵旨复奏自强大计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第550—552页。 (62)汪康年:《中国自强策》下,《时务报》第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63)《日人狂论》,《知新报》第35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年,第398页。 (64)王觉任:《增广同文馆章程议》,《知新报》第35、36册,第394—395、411—413页。 (65)此处参考关晓红对甲午战争后的书院改革的梳理,见氏著:《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34页。 (66)张之洞:《札道员王承恩等筹办武备学堂》,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56—262页。 (67)张之洞:《设立武备学堂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412—413页。 (68)姚锡光:《江鄂日记》卷4,王凡、汪叔子编:《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1页。 (69)《阅本报纪张香帅武备学堂招考章程示率书其后》,《申报》1896年11月3日,第1版。 (70)《书鄂督张香帅创设武备学堂续示后》,《申报》1896年12月1日,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