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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郑国位居晋、楚两大国之间，朝晋暮楚，常有立国之忧。 郑国文化也受了晋、楚影响，晋之简约厚重，楚之轻灵飞扬，在郑风里面都有反映。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发现郑国国君大墓，墓中出土一壶，壶体源于北地，鸟形来自南方。 放在《诗经》时代，此鸟为雎，乃王之战士，礼之君子，为王雎，其姿矫健，做起飞状，其神忧郁，如盼淑女！ 故此壶名，当称“雎壶”。东郑所居，本为王畿，乃周南之地，以雎起兴，此乃诗意。《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讲一士的故事，他的妻——鸠劝他早起，说鸡鸣了，他说，天还没亮呢；妻子说，启明星都起来了，他说，那我们就一起飞吧！那只壶体，便是他们的家，雎从家里出发，带着妻子飞。 执子之手，比翼齐飞，与子偕老，乃夫妇之道——礼教。此壶本为一对，同居一室，现已流离，分居两地，一只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只尚在河南博物院。 为泛滥之情，礼难禁。 然而，晋人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多情通往审美，郑风向美开放人生，夫妇之道，正是向着人道之美开放的。 “王雎”：子产新政 倘佯在开放的郑风里，子产尝试新政治，而为“王雎”。 在中国思想史上，子产是孔子的先驱，张荫麟《中国史纲》说，郑之于鲁，子产之于孔子，皆可谓之样板，因为鲁国的地位与郑国相似，而孔子的地位也与子产相近。 那时郑国，是新政发动机，孔子谈仁政，就以子产新政为样板，赞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四项，前两项是立于礼，后两项是行仁义，这只是孔子的看法。还有一项，孔子没有提到，那就是“铸刑书”——法治。 对于法治，当时已有争议，子产“铸刑书”，招来晋国叔向的批评，说：为了防民相争，先王想方设法，尚且防不胜防，而你却要立刑书，有了刑书作依据，礼就没有用了，郑国就要乱了。对于叔向的批评，子产回答：吾以救世也！孔子或与叔向相似，故其君子之道四，没有法治。 子产非不懂礼，而是对礼有了新看法，他说，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为“天经地义”，与孔子的道相似，都是天地人一以贯之，而归之于人道。孔子以“王”贯之，而子产以“民之行也”贯之。因此，子产以礼立国，就是立于民；以法救世，就是“民之行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