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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68年，多利亚人入侵阿提卡半岛，一次短暂的冲突，改变了雅典的命运；一次偶然的死亡，启动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雅典国王科德洛斯为反抗多利亚人入侵而英勇献身，阿提卡贵族认为，再也没有人有资格继承他了，从此，废除国王而选举执政官。后来，执政官由终身制，改为十年任职制，从十年任职制，又改为一年任职制，行政权力，也由一人执政，改为九人“分享”。作为科德洛斯王之裔，梭伦乃世袭贵族，然而《梭伦法典》，却反对世袭，贵族反对贵族，就这样产生了民主。 可忌妒啊，那是人的天性，在这一点上，民主制尤甚。一旦创建了民主，伟人就必须退出，于是，高贵的梭伦，带着诗人的忧郁离开了雅典。在幼稚的民主制里，忌妒滋生着僭主，平等导致了专政，群众的自由往往培育出独裁者。梭伦走了，他的堂兄庇西特拉图成为雅典第一位僭主。 僭主不是公仆，而是“王雎”，他把公民召集到广场，统统解除武装，要求代表他们行使权力。他与梭伦一样，有着民主的思想，这使他的独裁，看起来像法兰西的雅各布宾党，人民以他为荣，称他为仁德之君。可他的儿子继位了，这就意味着王权世袭，民主成为权宜，本质还是“王雎”。 民主东与西 雅典贵族卷土重来，来了一个开明贵族克利斯梯尼。 他以地域行政区划取代血缘亲族组织，按地区划分部族，打破以往海岸、山地或平原派的狭隘地域观念，使每一部族区域均由海岸、城市和内陆组成，要求每一部族重新建立宗教典礼，以新地区的古代英雄作为守护神。公民资格不再由血统决定，外邦自由人来新区定居，也可以获得公民资格，除妇女和奴隶外，每个成年男子都有着同样的政治权力，公民大会在实际上拥有了最高权力。 他还创制了“陶片放逐法”，以限制有独裁野心的人，任何一个被认为对国家有危害的公民，都可以通过民意判决的方式被体面地放逐十年。他以革命，打倒了庇西特拉图家族，开创了民主。但他并不认为革命必然具有合法性，对革命作冷处理，并非贵族之矜持，而是深谋远虑。 作为革命者，他以革命扬弃革命；作为独裁者，他以独裁反对独裁。雅典人幸运，他们不仅拥有纯粹的立法者梭伦，还有真正的革命者克利斯梯尼，为了民主而放逐革命，为了合法性而放逐了独裁者的野心。这与儒家以革命为“顺天应人”不同，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差异也许就在这里。 君主制是王朝政治，王朝更替以革命行之；民主制是议会政治，通过选举而使政府具有合法性。革命产生“人民信托”政权，选举产生“公民契约”政府；“人民信托”是国家正义的基础，而“公民契约”则是民主制“合法性”的根源。“革命性”与“合法性”，在东西方文明遗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