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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子产在中国的“合法性”试验，却要面对两条战线，除有贵族反对，还有平民挑战，除了“安大”“安众”，还要被“两然”“两可”拷问，让法治经受辩证法没完没了的折腾。 与子产同时，有一位辩者邓析，此人行径，颇类古希腊智者，用“两然”“两可”法教民争讼，民从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其“两然”“两可”，恰如辩论之正方和反方，要从正、反两面，都说出道理来，即正亦然，反之亦然，正亦可，反之亦可。《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新郑境内洧水，某年发了大水，有人渡河时，落入洧水淹死，尸体被人打捞上来，就开始做交易，捞者以为奇货可居，死者家人着急。死者家人请教邓析，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多出。放心吧，对方只能把这具尸体卖给你，除了你，没有人会要这具尸体，还怕他不卖给你？尸体不能长期存放，只要你拖着，自然会降价！死者家人一听，觉得言之有理，就耐心等着，不着急了。捞者也来了，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一文钱赎金也别降低。理由是，对方除了在你这里能买到那具尸体，在别处是买不到的！那人一听，也不急了。 结果呢，可想而知。对此，有人以现代律师方式视之，当他以“两然”、“两可”来对付国法时，便以为他是个民主斗士。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律师可以代表原告，也可以代表被告，“两然”“两可”仅此而已，但决不能以此来解释法律。法律不合理，可以拟议，但法的精神要肃立。 邓析的思想和人格，具有辩者和治者两面。作为辩者，他用“两然”“两可”法揭露刑书矛盾，击中了刑书的要害。本来，刑书的“两然”性，使刑法含有了民主因素，诸如平等性和公开性等，而邓析的攻击，就针对着这一点，作为治者，他要取消“两然”“两可”“定于一”。 当叔向批评子产“乱世”时，邓析已在拨“乱”反正了。然而他的拨“乱”反正，却是以犯上作“乱”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当颛废了子产的刑书，改用他的竹刑时，那点民主因素就消失了，而他本人也就死到临头了，什么叫“作法自毙”？这就是。汉代刘向说，可以“用其道不弃其人”，但这行不通。因为正是刑书“两然”，使其言论自由有了合法性，一旦“两然”消失，他也就该死了。 子产两大遗产，一是刑书，一是乡校，刑书废矣，乡校传于鲁，而有儒学兴焉，孔子以后，儒分为七，百家之学开矣；由鲁而魏、而齐，而有西河与稷下，诸子不治而议论，百家争鸣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