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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以法行政，有人用天象来警告他，说：大火星出现了，郑国就要发大火！“铸刑书”不就是一把火吗？以火灾来附会政治，这就不是批评，而是利用人的迷信心理来恐吓了。 对于小国来说，火灾是很严重的事情，一场火灾，很可能毁灭一个国家。《春秋》里有不少关于火灾的记载，通常都与某种天象有关。因此，对于天象的解释，往往成为天道政治。 某年冬天，有彗星出现，有人又预言了火灾。郑国的祝官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将同日起火，若我用宝玉禳祭，郑国就不会起火。子产弗与，不数日，皆来告火。 裨灶说：不用吾言，郑国还要起火。郑人请用宝玉救火，子产不可。子大叔说：用宝玉来拯救国家，你为什么舍不得呢？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裨灶哪里知道什么天道！ 灾前，有人请子产迁国，子产说：迁国我不能决定，救火我可以安排。他从容部署，有救火者，有吊灾者，还派兵守城，以防不测。然后，派使者通告诸侯，宋、卫诸国仿效之。 在天道与人道之间，子产选择了人道，以此开启了春秋时代的人道新政。 子产执政头一年，国人对他不理解，恨得咬牙切齿：计算我家财产来收费，丈量我家土地来收税，有谁来杀死他？我也要参与！三年以后，国人都改了口，说：我有子弟，子产来替我教诲；我有土地，子产来教我开垦；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呢？这很有点福利国家的样子。 福利国家，是靠收税收出来的，国民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信心，相信国家能给他们带来福利，哪有不愿意纳税的道理？但在相信之前，国民是不愿意纳税的，这时国家要取信于民。子产的问题在于，国民一旦开始相信他，就变得离不开他了。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理应获得国民的喜爱，但不应该使国民对他产生依赖。看来，子产的“人道”新政，还停留在施仁政、行法治的政策层面，还免不了“人亡政息”的老例，如果他能将“人道”新政制度化，他的国民也就不至于那样担忧了。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对子产的新政评头论足。于是，有人要毁了乡校。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大家放开言论，自由去说吧！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孔子听了这番话，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以法治行仁政，要被人议论。尤其在学校，那本就是个议政的地方，学生议政，最符合“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通过议政而非“讲政治”，学生养成国家观念，成长为国民。 可有人竟然要“毁乡校”，从根本上取缔学生议政，历史上，几乎没有人对此深究，而是反过来赞美子产，这就好比救灾，不去深入了解灾情，就赶忙颂扬救灾之人，让一片颂扬之声掩盖了灾情。救灾之人固然值得颂扬，但了解灾情是不是更加要紧？同样，子产的雅量——我们姑且称之为“民主作风”固然令人钦佩，但为什么有人竟敢提出“毁乡校”而无人去问究竟是谁赋予了他那么大的权力呢？如果说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将乡校毁了，那教育岂不就成了政治的婢女，而只能培养奴隶？就这么点言论自由，还要靠最高执政者来维持，可见郑国的政治离民主还远着呢！子产人道新政的背后，还有一股反人道的动力，只知道颂扬子产的文化，只能产生可供审美的“王雎”，很难产生真正的民主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