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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科举不顺 韩愈自贞元三年至七年四应进士试(贞元六年返宣城未应试)，七年始第；贞元八年至十一年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皆无成。韩愈为人率直，不平则鸣；又向来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为文不象柳宗元那样内敛，而好呼风唤雨，大气磅礴。求利时有些不则手段，困窘时又会哀怜乞求。贞元十一年正月，韩愈乡贡中进士后，为求官职，亲伏光范门下，三次向宰相上书，结果都石沉大海。无奈只好仓皇出京，自嘲为东归。途中遇藩使朝贡白鸟，作《感二鸟赋》并序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他流涕感叹，人不如鸟。茫茫大地，不知奔赴何所？韩愈在《三上宰相书》里说∶“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huáng匆忙)乎四海无所归，恤恤(xǔ忧虑)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官分九品，九品最下；宫谓墙垣也，一亩之室最小。这些难道都求不到吗？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人快要死了。“抑将安而不救欤？”“干黩尊严，伏地待罪”，“亦惟少垂憐焉”。乞情无已，自忘卑下。这也反应了当时下层“布衣束带”文人士者的困境。 而《柳集》里找不到这样的文字。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他把科举看是“末事”，说它是不重要的事。得到了不感到荣耀，丧失了也不忧愁。柳宗元志在“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不竟于仕宦，对科举得失不很在意。这在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求官的社会显然一个独特的“另类”，他是那扭曲社会不多的真君子。 科举弊案 唐代科场考试，漏题、替考、枪替之事(即枪手为人作文)，以及场内外作弊案，时有发生。走门路，权幸托付的事也屡见不鲜。文宗时，有个叫裴思谦的，就是靠走宦官仇士良的关节取得科举榜首的。 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如封爵、亲戚、资阴、勲庸、技术、胥吏等，可这些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官爵的。这里的胥吏是指官府里办理文书的小吏，柳宗元《梓人传》说：“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胥吏是郡守和邑宰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 《柳集》卷二十三有七篇为科举下第者作的序，谈到当时科举之弊的事。隋唐时废止九品中正制，开科举考试。虽有“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说法，可门阀世族之风直到中唐仍很强势，贵贱婚姻还是行不通，而寒门读书求科举依然如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按唐制，所有官职皆列品阶，自一品至九品。三品以上每品分正、从二级；四品以下每品分正、从、上、下四级，共三十级称为流内官。在此三十以外不入品秩称为流外官。唐初官员数甚简，员无闲设。《新唐书•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又《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上(太宗)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内外文武官数据《唐会要》卷七十四，高宗显庆二年留祥道言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四十职官云有一万八千八百五。 近人研究唐史的说，隋末入唐的门阀豪族衰落，逐被寒族的中小士者取代，其实与史实有误。据两《唐书》等史料统计，唐统治层，门阀豪族与寒族中小士者之比是六十九比十三点五。《宰相表》载，肃宗至唐亡，近一个半世纪，一百七十九位宰相中，两者之比是八十比七。寒族中小士者能能挤进上层官场的微乎其微，其间的争斗也是异常激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