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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几个，减少到6个。 政策越开放外交空间越大的规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开放总是和繁荣昌盛相随，封闭总是与落后衰败同在。中国自古有三条对外开放的通道，这三条通道相辅相成，构成中国大陆战略与海洋战略并重的开放格局。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与波斯、罗马帝国被视为世界三大开放强国。到唐宋时期，对外开放达到高潮，商路达七条，宋朝的海上航路空前发达，泉州、广州和扬州均是名扬天下的贸易港口。其间，中国长期保持世界强国地位，是不容挑战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全球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汉唐时期，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张骞凿空”“开外国道”，使中国古代外交突破本土和东亚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此后在汉唐一千余年中，中国的外交触角西向深入了中亚、西亚诸国，乃至非洲和欧洲；东向及于三韩、日本等国；南向及于中南半岛、南亚群岛和南亚诸国。正是在汉唐时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与外国的基本外交格局”。(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也是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的开放政策在封建时代空前绝后。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所谓“大出”是指唐代文化富有魅力，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谓“大进”是指唐代吸收外来文化，不拘一格，兼容并蓄。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唐代外交空间全方位的扩大。《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有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