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化外交，硬化财政 在很多人看来，战前日本政治家无一不想多吃中国几口肉，然而针对1928年蒋介石成立的国民政府，滨口雄幸却很是支持：“如今支那全国的统一，乃是(中国)国民长期的愿望，(日本)要在可能范围内加以帮助。” 之所以采取这种缓和态度，滨口雄幸也有自己的一番考虑：“要尽力将贸易伸展到支那全国，尤其是最为富裕的中心地长江流域，增进两国互惠共赢。” 可以说，滨口雄幸的眼光更加长远。他并非不想在中国扩展贸易，但比起武力压制，靠经济本身的力量自然发展才是正道。毕竟中国只有结束军阀割据，形成统一政权，恢复和平秩序，才能使产业得以发展。而由于日本的“工业发达程度领先支那数步之遥”，日本工业产品也必然能在中国畅销，进而借助国际化红利反过来提振日本经济。 既然要寻求“国际调和”，就必须采取软化的外交政策，滨口雄幸启用调和派的币原喜重郎作为外务大臣，一改之前激进的外交策略，寻求与欧美主流国家走相同道路： 1930年1月，滨口内阁跟随英、美、法、德、意等国的脚步，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拥有关税自主权；4月22日，日本与英美等国签署《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通称伦敦海军条约)，进一步抵制军备竞赛。 致力于削减军备，也是滨口雄幸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甫一接任，滨口内阁就决定削减1929年已实行半年的预算案，将一般会计总额从17.7亿日元削减至16.8亿日元，新发国债从9100万日元削减至5200万日元；紧接着1930年预算编制之中，滨口内阁更是大幅度缩减了财政开支。 除了开源节流，滨口雄幸经济政策更重要的一环在于“产业合理化”。 所谓“产业合理化”，包含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说，就是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指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促进科学管理普及开来，利用美国新产生的“泰勒制”“福特制”提升日本工业产能；宏观层面说，则是促进全国企业组织规模化、专业化，形成“托拉斯”“卡特尔”，减少中小企业互相倾轧，降低行业生产成本，优化产业结构。 在滨口雄幸执政期间，国家制度恢复平静，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激进的外交政策都受到遏制，日本经济从追求表面GNP增长转向追求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从一味炫耀武力、追求势力范围转为追求经济联系。如果日本能够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5年，相信世界局势会有巨大变化。 但就在1929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掀起了经济大萧条的序幕；紧接着1930年1月，滨口内阁不顾各方面反对声音，解禁黄金自由兑换，抬高日元价格，使得日本经济更为雪上加霜。 连年经济衰退使得日本失业率大幅度增加，社会出现动荡。要求对外扩张、强调民族主义的民间右翼团体愈发活跃，1930年11月14日，右翼团体爱国社的成员佐乡屋留雄拿起手枪，在东京站里对着滨口雄幸开枪射击，导致首相重伤入院，最终在1931年8月去世。 就在他去世之后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