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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38年秋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先父母举家乘木船东下黄冈山区避难。父母的方针是，生活用品尽量缩减，而藏书及字画、古器物全数带走。乡居数年，先父教过私塾，继在湖北省第二高中执教，曾任该校校长。因日军反复“扫荡”鄂东山区，家里多次“跑反”（逃难），衣物等抛却不少，而藏书、文物则始终保存完好，乡间亲友为此肩挑背扛，出力甚勤。在鄂东山区期间，先父与避居罗田的国学家、方志学巨擘王葆心（1867—1944）时常切磋鄂东史地及西北文献诸问题。（本展有王葆心手撰高昌出土唐人写经题头，王葆心致冯永轩书信八通） 1942—1945年，先父应聘任安徽学院（安徽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存反映该校抗战间办学的材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父筹划举办文物展览，以期激励师生及民众爱国热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先父母率全家返回武汉，木船所运主要仍然是藏书和文物。翌年先父应聘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继续西北史地研究（本展收西北考古大家黄文弼致冯永轩函二通），所著《西北史地论丛》及《中国史学史》成稿于此期（二书收入《冯永轩文存》）。 西安乃千年古都，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旧籍、古器物遍于坊间，多真品而价廉。先父与相随西安就学的天琪大哥徜徉于街头古董摊前、城郊汉唐陵园，时有收获。大哥追忆诗云：“秦陵探胜，茂陵访古。偶得刀币五铢，幸获未央瓦当。喜不禁，父子且歌且舞。” 先父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不满，课堂上下多作批评，被当局戴上“红帽子”，常有“职业学生”尾随、盯梢。先父遂于1949年初离开西北大学，转任湖南大学教授。其时内战正酣，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先父离湘回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父任湖北师专（旋改为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得以较系统地从事楚史研究，收藏古籍文物的情志也有增无减。上世纪50年代，余念中小学时，常见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长衫客造访武昌老宅，其人总是挟着一个灰布包袱，神秘兮兮地走进父亲书房，闭门良久，出来时多半只拿着叠成小方块的包袱布。显然，这位来自汉口的古董商（隐约记得姓高）又在父亲处推销了几本古籍，或几幅字画。家中的衣食照例是简朴的，且不说我做老五的历来穿补旧衣装，就是父母也没有一件完好的毛线衣（父亲辞世时所穿羊毛衫袖口是破的）——工资半数耗费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家人早已对此视作当然，节俭是生活常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