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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实力的提升，时下进入文物及艺术品集藏兴盛期，“淘宝”“鉴宝”已成热门话题。这一轮次收藏热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文物及艺术品的市场售价被格外关注、并极度放大于台面，人们言及藏品，津津乐道于拍卖价几万、几百万或几千万（近年甚至出现某一画作数以亿计的售价），而对文物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的认知则退居次席。以上种种，似与笔者自幼的闻见大相异趣：先父每有收获，评议的多是文物何等美妙、包蕴的史料价值何等深邃，并未言及某件值钱若干，将来会增值多少倍。 对于以下两种状态我们充分理解：（一）权力及资本拥有者往往青睐文物，中外帝王（如乾隆皇帝、法王路易十四、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等等）以及财团、金主，不乏文物收藏巨擘，构成文物的会聚中心；（二）在商品-货币时代，文物及艺术品判定含金量，是其价值的一种无庸回避的衡量标尺；文物及艺术品论价授受，合理合法，无可非议；对文物及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培育，是集藏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然而，笔者又确信：（一）文物集藏并非只是寡头专属，而当有民众参与、欣赏、利用；（二）文物及艺术品首先是文化载体，不应降格成金钱等价物，如果集藏的主要目的衍为金钱贮备与增值手段，藏品被铜臭掩没，实在是集藏事业的异化。 中国现代收藏大家张伯驹（1898—1982）、王世襄（1914—2009）们将文物文化价值置于金钱之上，不惜破己财以护文物，倾力于保存、弘扬民族文化瑰宝，彰显其存史、教化功能，指示了集藏事业的正道，我们对其表示最大的敬意，并愿追迹后尘。友人何祚欢称：收藏事业应多些文化，少些商业。余深以此议为然。 有人询问：冯氏藏品值金多少？余无以回答，因为自己的文物市场知识几近空白，也于此难生兴趣，引动关注的只是文物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魅力。30多年来，余不时于清夜翻检图籍、把玩藏品，沉醉于历史现场感，在与先贤对话、相与辩难之际，思逸神超，偶尔迸放出意象奇瑰的火花，这可能是自己研习中华文化史的一种知识补充与灵感源泉。 “藏墨”之书画信札，拥有具象性特征，可供观摹把玩，然其作为形下之“器”，又包蕴形上之“道”。于学术有兴趣者既可以从中获取细节性史料，也可借以领悟天道自然与人生哲理。本书收入的“魏徵”、焦循、阮元、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沈桂芬、翁同龢、郭嵩焘、徐世昌、张荫桓、洪钧、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汤化龙、杨增新、马一浮、鲍尔汉等历史人物的字幅、信札，多未收入诸人文集，故这批藏品系罕见甚至仅见之文献，包藏难得的历史文化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