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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后，在首都纪念“七七”大会上，郭沫若致开会词，再次强调： “在今天纪念这个光荣胜利的日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须得提醒，便是我们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的诚心诚意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初起的时候，全世界帮助我们国家的就只有苏联。经过了八年的苦战，是苏联出兵东北，协同着我们的人民武力，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精锐的关东军一百万人，在两星期之内击溃了，因而解放了全东北，解放了半个朝鲜，而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苏联不仅在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友好互助的盟友，就在抗日战争期间，乃至很早以前，便是我们的友好互助的盟友了。因此，我们在今天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就不能不向苏联人民致敬，向列宁、斯大林的党致敬，向斯大林大元帅致敬！” 1951年，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中，也明确说明“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通知指出： “苏联在1945年8月出兵东北，消灭日本陆军中精锐的关东军，决定了日本的命运，迫使日本投降。中国对日抗战一开始，苏联就给以积极、大量的援助。即在苏德战争时期，苏联仍在中国东北边境保持着四十个师以牵制日本的兵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援助下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则“号召全盟”，“在9月3日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会时，报告人应强调抗日战争之所以赢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击败日本的陆军主力，和苏联红军在东北击溃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所致。” “一边倒”的外交在1956年的初中课标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苏联真诚地援助中国抗战，美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苏联红军对日本侵略军的毁灭性打击，促成了抗战胜利的形势。”在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课标提出：“这里应该强调中苏友谊的重要性，使学生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就不能取得和巩固革命的胜利。”苏联“在亚洲摧毁了日本法西斯强盗，帮助我国人民获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苏交恶前，历史课标涉及抗战内容时，推崇苏联是常态，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因此成为绝响。在这份课标中，专设了章节谈及“苏联的援助和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内有两节，一节赞苏联：“《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一节贬美国；“美英帝国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两面政策”。 1956年推出的历史课标，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相当完备、细致，“苏式”的印记十分明显，推动了历史教育的规范化。但因分量过重、内容过深，师生普遍反映比较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批评，中苏关系开始变得微妙，毛泽东通过《论十大关系》等，对照搬苏联模式提出了批评，两年后(1958年)更是直接点评了教育系统模仿苏联经验的做法：“我们从苏联搬来一大批，搬得最多的是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