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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商务的书稿很多，有萨特、尼采等，也有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人们把库存叫做“水库”。而实际情况是，稿子多、口子小，书出得很慢很少，也不成系统。因此，如何出名著?用什么样的方式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后来陈原决定，按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辑方式出书。讨论选题的座谈会开过多次，如赵宝煦、潘汉典、王太庆、王玖兴、洪汉鼎、何兆武、戚国淦、陶大镛、汝信、王子野等都参加了。个别走访也不少，很多北大的老教授像贺麟、朱光潜、陈岱孙等都在那儿琢磨。就这样，书目很快出来了。 这套丛书得以出版，一是学术界有需求，希望商务印书馆去做这样的事情;二是馆里的老编辑们也想补偿“文革”的损失，热情很高。商务印书馆琉璃厂的门市开张时，抢购的群众把柜台都挤破了。我原来的想法是，发行部门保留400套丛书以应急需，但因为读者的购买热情，最后一套也没有留下来。在第一次国际书展上，我们展出了第一辑、第二辑的样本，受到邓力群同志的肯定。此前出现过一些不太赞赏的声音，有学者甚至批评说“误党误国”、“误人子弟”，但现在，商务人不再心有余悸，安定了许多，增加了信心。《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是由当时的政策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共同促成的，是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和学界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花几十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世界学术名著，但是汉译名著多得不得了，标准也不一样。我们自己弄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些方面如心理学、哲学等还要扩充。上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全世界算是数一数二，靠的什么?将来要继续发展，靠的又是什么?我认为是它的历史和传统。那时的作家、名人都在我们这边，出的书也好，离开了商务的传统还能做什么呢?商务印书馆过去把外国的文明引进来，同时也光大中国文化。商务的财富很多，但是要花力气发掘，语言和社科都要有所作为。 “价值并非印数可以衡量” 王新善(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1984年年初，商务印书馆新党委成立后，制订了一个包括十项任务的工作计划，其中第一项就是“1984年上半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出各类书籍的长远规划”。 陈原当时已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与总编辑之职，但仍担任顾问，他对七年选题规划(1984—1990)十分重视，曾三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1984年2月，在馆内编辑办公会上;1984年6月，在全馆编辑出版干部会议上;1984年11月，在香山商务印书馆七年规划座谈会上)，对制订规划的意义，选题的原则、范围，以及方法和步骤，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步，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也不免带有偏见……”“规划要表现出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学术性(不是学院式)的出版社。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满足提高的需要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