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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商务印书馆在之前著作室、译作室和经管室的基础上成立学术出版中心，下设四个编辑室:哲社室、文史室、政法室和经管室，中心各室的核心业务之一就是分别负责“汉译名著”相关学科译著的出版。学术中心的编辑继续保持着商务“学者型”编辑的特色，其中不乏文史社科方面的博士和硕士，一些编辑本身就是在某个学科中颇有专攻的学者。 解放前的老商务素有“育才馆”之称，在商务内部，培育人才的机制和氛围早已形成传统。陈翰伯有句名言，“出版社既出书，也要出人。”而且他还切实地建立了一套培养编辑的机制。当时，大部分编辑，包括陈翰伯自己，对于要翻译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都比较陌生。陈翰伯“想了个主意:读四史。这四史我指的是‘洋，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我立刻啃起这几本书来了。我这么啃，竟然带动编辑部的同志也都啃起来，对以后大家熟悉业务，倒是起了点作用。”编辑们通过学习“四史”，对各门学科史有了基本了解，“认清门牌号”之后，逐渐能更恰当地把握名著的地位和分量。陈翰伯要求大家填写“读书月报表”，创造出好学重问的学习氛围。他还要求编辑通晓一至两门外语，鼓励编辑进行翻译练笔。新编辑进馆，先要到“翻译组”锻炼一段时间，练习翻译。陈翰伯认为，只有编辑自己能做翻译，才能更好地处理译稿。 同样作为老出版人的陈原，同样深知一支好的编辑队伍对于出版工程的重要意义。在重新建造“文革”后的商务的几年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培育和提高编辑队伍的业务水平。这其中包括出版《馆讯》交流信息;设立编辑每年一个月的读书假制度;设置“评书会”，选近期所出书之重要者评论之;举办各种编辑讲座和知识讲座。例如1981年开始的编辑讲座就举行了九场，陈原做第一讲《编辑的社会责任和自我修养》，之后高菘、吕叔湘、任永长、王仿子等先后登台。这些讲座不仅使本馆的编辑受益匪浅，还吸引了其他出版社的同行们来听。 以后商务的各任领导人，都很强调编辑的学习。例如每年的读书假制度这一传统至今仍保存着，在读书假之后，要求编辑写出读书报告，并在馆内刊物上进行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商务还延续的一个学习传统是组织各种报告会、举办各种知识讲座等形式，或请馆外专家，或请馆内编辑，组织大家研究问题，了解学科进展。商务鼓励编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加入相关专业协会，一方面通过与学者的交流提高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便于加强与学界的联系。不少编辑本身就是某一行业的专家学者。 不少编辑是在商务这种学习氛围中成长为能编、能写、能译的专业化编辑的。在商务副总编辑任上退休的胡企林就是这样成长为优秀的经济学专业编辑的。胡企林当年跟随陈翰伯从中宣部的《学习》杂志调到商务。由于当时陈翰伯要求编辑必须利用一段时间学习“四史”，“于是，就在那个到处热火朝天‘大跃进，的年代，我幸运地得到了一张平静的书桌、饱餐了一顿精神食粮。”商务还重视通过各种业务实践让编辑得到锻炼。胡企林说，他就是通过完成给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写译序的工作，而萌生了对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兴趣和学习的愿望。而他以后的工作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有段时期，他甚至住到馆里，读书、练笔。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他利用与专家、译者建立起的联系，经常登门请教，得到了如李宗正、陈岱孙等教授的很多指点和帮助。陆续撰写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序言、跋文和出版说明等数十篇，独译和合译十九种。 “以老带新”和互相交流都是馆内建立的行之有效的育人机制，商务为此建立了新编辑上岗培训制度。新入馆的编辑要先有半年时间学习编辑业务知识，由馆内各部门的前辈老师和馆外专家集中上课培训，同时还需要在营销和校对等其他部门进行实习培训，之后再入编辑室上岗。同时为新编辑设立导师制，指定由编辑室的一位有经验的老编辑在业务上负责指导新编辑，为期两年。在这种传带与交流中，传递的不仅是各种业务知识，还传承着这个编辑队伍中严谨敬业的工作态度和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奉献精神。这是一个有传统的出版社的内部价值体现之一。 记者 黄春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