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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晋察冀北岳区经历了一场最残酷的反“扫荡”战争。日军纠集大量兵力，在边区腹地拉锯“扫荡”三个月，报社在灵寿、平山、阜平的深沟高山上，日夜与敌人周旋。陆灏深入斗争第一线，采写了一系列战地新闻、通讯。最有影响的是1943年年初的一组“军区东线反蚕食斗争报告”通讯：《刘振汉回来了》《偷袭秦家台》《南甸，是敌人的坟地》《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败相》……“东线”是指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的灵寿、平山、阜平、行唐、正定（属河北省）、平定、井陉（属山西省）等县，那时日寇收买汉奸，“蚕食”这些地方。陆灏的这些文章表彰“东线”军民同仇敌忾，粉碎敌人阴谋的英勇精神，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坚定他们“抗敌必胜”的信心。以后，又写了《温都河上的血仇》《滹沱河畔过春节》等等。陆灏从不在子女面前讲他“辉煌”的过去，有一次小彬要他讲讲在《晋察冀日报》怎么写新闻报道的，他只是淡淡地说：“当年和我一起到报社的八位亲密战友，已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六位。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幸运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读了这些篇章，我们仿佛见到陆灏在枪声四起、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战争第一线，埋头伏案，奋笔疾书的身影。 陆灏曾经写过一本“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小册子”。戎冠秀，是平山县观音堂乡下盘松村的一个普通小脚女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带领村里妇女积极拥军支前。她纳鞋底，做军鞋，手指肚上磨出了鲜血，为伤员洗涮绷带，手上裂口一道道；多少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负伤战士苏醒后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娘”。她所表现出的伟大母亲光辉，使之成为了战争年代的支前模范。1944年初，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联合决定：赠予戎冠秀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母亲”称号。戎冠秀的先进事迹传遍了边区，边区掀起了一个学习戎冠秀的热潮。陆灏对这位“子弟兵母亲”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多次对她采访，撰写了《戎冠秀回到家里的时候》《戎冠秀和她的盘松村》等通讯，在《晋察冀日报》连续发表。后来又写了《戎冠秀的故事》，1944年由北岳区四地委石印出版。陆灏在《陆灏新闻作品选》“后记”中写道：“这本小册子在十年动乱抄家中遗失了，看来已经无法找到。”对此，他感到十分痛心，他说这是他“花过一点心血”的作品！岂止是“一点心血”，而是他的青春热血、他的生命换来的成果！ 陆灏后来在一篇新闻探讨文章中，谈到如何当好记者时写道：“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意思是不冒艰危，是不能成事的。”“要入‘虎穴’，得‘虎子’，就要有一种献身的精神，牺牲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只能在‘虎穴’的边上转来转去，绕着矛盾走，那是得不到‘虎子’的。战争的时候要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四化’建设要经得起困难和曲折的考验……”这是陆灏几十年记者生涯的经验之谈。是的，他在晋察冀边区炮火连天的前线采写，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的一系列新闻、通讯，如果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没有深入“虎穴”，怎么可能写得如此振奋人心？当年这些“新闻”，记录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精诚团结，勇敢杀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实，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研究抗日战争的珍贵历史资料。 在我们谈话结束之前，小莹和小彬望着这些《晋察冀日报》的复印件，讲了一个插曲：“建国以后，爸爸在《人民日报》任驻苏联首席记者、编辑，后来调到上海，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58年开始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恰巧张春桥建国后也在上海，曾任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等，长期掌管宣传口大权，但不知何故张一直和爸爸过不去。“文革”初期，爸爸受到冲击，但他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工作能力又强，很早就被宣布‘解放’。那时张春桥已是上海第一把手，竟变本加厉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指名说‘陆灏跟人家搞不好关系，喜欢整人,个人主义严重’等等，并给爸爸定调子说‘此人不宜重用’，迟迟不给爸爸安排工作。直至1972年6月才让爸爸去《解放日报》当个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79年初，爸爸才重新回到《文汇报》任副总编辑兼党委副书记。直到粉碎‘四人帮’，张春桥老婆文静的日伪叛徒一事曝光，才揭开这些往事的谜底。原来上海新闻界唯有爸爸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与张就是上下级关系，文静曾为叛徒的事在上海恐怕也只有爸爸一人知晓，虽然在我们孩子面前爸爸从未提过此事，但张春桥大概每天都在担心爸爸会曝光这些使他极度难堪的丑事，所以才想方设法处处为难他，对他进行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并长期压制他吧。不过反过来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好事，使父亲远离了‘四人帮’这条黑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