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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人鬼之祭 天地之祭关乎神灵信仰，具有宗教的属性，自然从形而上的层面解答了人的本原和生活的意义。但由于人神隔离，特别是对神灵祭祀的限制，人神关系与人祖关系相比自然疏远了很多。自上而下的祖先人鬼之祭成为真正影响国人的核心文化。祖先崇拜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化，古人认为先祖是类之本。正如《荀子·礼论》所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此外，古人深信灵魂不灭。如此，经由儒家的提倡和推行，祭祖成为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仪式性文化。祭祖如同传统中国的文化基因，它携带着远古文明的记忆，裹挟着东方文化的智慧，一直延续至今。无论是外来佛教的因果转世，还是基督宗教的上帝创世，都难以撼动它在国人心中的地位。从2008年起，我国将清明节定为法定节日，这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民间祭祖给予了肯定与支持。 根据文献及考古资料，大约从西周起，祭祖与祭上帝并列，确立了敬天尊祖的观念。《礼记·王制》记载：“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规范的祭祖仪式。因秦灭学，礼学遭到极大破坏，汉儒虽然努力恢复传统礼仪，但重新缀辑的礼仪著述难与先秦古礼相媲美。 至宋代，被保留下来的汉儒礼仪著述更是寥寥无几。为解决宋代礼俗矛盾的社会危机，恢复传统礼仪文化，名儒朱熹先后编写了《祭仪》《古今家祭礼》《家礼》《仪礼经传通解》等多部礼仪著作。朱熹特别强调要重视祭礼，认为“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返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通过祭祖来“报本返始”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出于对祭礼普世化的期待，朱熹提出“庶人无庙，可立影堂”。其祠堂之制显然未违宗法旧制，但有关祠堂可祀四代神主的主张，实际是将“五世则迁”的“小宗”之祭落实到民间社会。尽管朱熹把始祖及先祖排除在祠祀之外，却又认同以墓祭的形式举行“百世不迁”的“大宗”之祭，以抒发慎终追远、尊敬孝穆的情操。 明嘉靖宗庙祭礼改制推动了明代社会祭祖礼仪的变革，始祖祭祀取得合法性。大宗祭祀逐渐转变为以始祖为重点，而小宗祭祀亦逐渐打破宗法和《家礼》的限制，蜕变为大宗祭祀。庶人虽不得立家庙，但可以通过联宗而加入兴祠祭祖的活动。 清代以“礼以义起”，肯定民间祭祀始祖，突破朝廷只祭高曾祖祢四代的限制。民间追祀高祖以上的始祖，亲尽不祧，祭祀远至十几代，甚至几十代，嘉道间学者李兆洛说：“今庶士家宗祠，动辄数十世，族之繁者，木主几无所容。” 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虽然祭祖的礼仪、文辞、名称、器物繁杂有别，但以礼事亲的本义是一致的。经历代儒家的提倡，事亲的“孝”与事君的“忠”相结合，家国成为一体，对父母、祖辈的“亲亲”、“尊尊”也转化为对君师、朝廷的“精忠报国”、“尊卑有别”。可以说，祭祖所塑造的民俗风尚有助于公德的树立，也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慎终”为“丧”，“追远”为“祭”，如果能做到对死者慎重举行丧礼，并在日后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祖先，那么，社会道德风尚就能够渐渐笃厚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