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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的了然和尚，如果没有为女人耗尽家财，还能拿出钱打点衙门上下的话，也没准儿可以捡回一条命。依据刑律，犯人有自首或“非故杀”案情，是能减刑的。一些狱吏收了贿赂后就为案犯编造自首经过。同样，要是犯人吝啬不肯拿钱，那么即使真的自首了，也会被狱吏隐瞒下来。 朝廷也会考虑到冤狱问题，从明朝开始便有了巡按御史，具有巡回法官职能，巡视各地有无冤狱，官员判案是否合格。这便是戏文中大名鼎鼎的“八府巡按”的原型。 征收粮税——县太爷的经费来源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各地仓禀开门，管理仓库的官吏献上祭品，祈求今年的征粮任务顺利完成。县太爷大手一挥，地方官员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事一直要忙到年底，完不成定额，县太爷必然遭受差评。 通常一个官员上任后，首先要去衙门府库核对账目，当地的税簿上写着户口、田地数量，每年各家要缴纳的税收额度。税吏下乡，鸡飞狗跳的情形是有的，但更多时候收税也是平常事。数目每年大致差不多，乡下也有乡绅、乡约长主持工作，他们负责向乡民征收，然后再与税吏对接。 征粮工作不仅事关地方官的考评，还和他的收入有关。除了正税，还有“加耗”，在收税中增收一些运输损耗是合法的，但地方官吏时常不顾朝廷规定的“加耗”标准，随意加收。 依照宋朝法律，百姓纳米一石(担)本来只需加一斗，却被要求加两斗。加耗名目繁多，有所谓明会耗、州用耗、土米耗，等等，百姓实际缴纳的税款有时能比正常额度多上一倍。 征粮用规定容积的“斛”(北宋一斛为一石)作为容器，实际操作中，百姓将粮食倒进斛里时，收税官员会不断摇晃斛，以使斛内能装进最多的粮食。有的地方，官员甚至采用比大斛征粮。 “加耗”某种程度就是地方的税收截留，用作地方衙门的办公经费，再有富裕自然进了地方官的腰包。 苏轼第二度到杭州时是当知州，却赶上大旱，爆发了饥荒和瘟疫。他发现原先的地方官为了政绩，不仅隐瞒灾情，还想上缴更多的粮食。苏轼一怒之下，洋洋洒洒地写下一封奏章，告了这些不知体恤百姓的官员一状。他同时请朝廷赦免了杭州当年三分之一的税收。苏轼还动用府库中的储备粮，平抑粮价。 征税有大学问。苏学士规规矩矩地该收多少收多少。但并非所有人都是道德完人。官员贪污时会通过“簿书脱误”、“簿书欺弊”等手段，帮人逃税或侵吞税款。大丰收的时节，官员们就谎报灾情，将一部分税收截留下来，中饱私囊。 到了年底，粮食都收上来了，在仓库里堆成粮垛，这时还要经过胥吏一层盘剥。只见胥吏们咬牙切齿，使尽全身力量飞起一脚，这一下必须扎扎实实正中粮垛。只见堆满了的粮垛会哗哗啦啦震落不少粮米，这些粮食便成为了胥吏们这一年征税工作的奖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