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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约的局限 我们也必须承认，乡约中自由、协商、民主、自治等精神仅仅是萌芽，而且在后世的发展中也有所蜕变、衰歇。正如杨开道所指出：“乡约效力或者因为官府的提倡可以增加，乡约精神也许因为官府的提倡愈加丧失，所以官府提倡并不是乡约之福。”如明代吕坤将乡约与保甲合一，借助皇权专制的政治力量来推行乡约。乡约的自由精神与保甲的严密组织圆凿方枘，勉强绾合二者，则势必牺牲乡约的自由精神。于是“乡约因合于保甲而施行愈广，乡约因合于保甲而地位愈低，神圣民权的表示，成了卑污政治的工具”。特别是到了清代，乡约与宣讲圣谕紧密结合，沾染了浓厚的皇权专制色彩，沦为一套僵化的宣讲制度。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乡约也对专制制度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例如，正是乡约重视道德教化的精神，才使保甲严苛的控制有所缓和。因此，乡约虽与现代协商民主有契合之处，但既非完全的协商，亦非现代意义的民主。在重视乡约优秀成分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其历史局限性。 挖掘乡约制度与协商民主相契合的理论和历史资源，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弘扬乡约的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