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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职业革命家之前，青年孙逸仙先海外启蒙，再潜心习医，复悬壶澳门。每逢重大纪念日，后人隆重缅怀孙先生的民主革命先驱事迹，却往往忽视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贡献，以致某些史学信息一错再错，硬伤姑且算在科学史头上吧。 比如，史称1887-1892年间，孙逸仙就读香港西医书院，这所香港最早的医科学校，就是如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其实，学风严谨的读书人，只需稍稍整理英文版的校史资料、当年报刊和时人笔记，就不难确定学校注册用名乃“Hong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校徽上铭刻的西医神徽、英文和中文学名清晰，应称“西医大学堂”。 今年恰逢孙中山先生150周年冥诞，筹备和纪念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孙氏伟绩时，需区分和正视“书院”与“大学堂”的学术差异和时代涵义，后者少了传统书院的迂腐酸馊，注重培育现代科学的独立思考能力。越来越多的史料证实，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萌生新学，到最后十年创办各类大学堂，教育改良助长了一代精英，构成千年帝制最终崩溃的要素之一。 1887年10月1日，假座位于维多利亚湾的香港大会堂，“西医大学堂”在署理港督凯迈伦(William Gordon Cameron)等官方和民间来宾的见证下，正式揭幕。时任教务长的孟生医生( Patrick Manson，MD.)致长篇贺词，专门提及当前中国的医学和科学困境，正如大学堂英文名字，强调办学目标是针对中国(for Chinese)现况，立足香港培养本土西医人才。 香港“西医大学堂”筹备期间，由八位医学、法律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的原始股东会，考察香港医疗优劣实情，学堂定位于将“西方的医疗科学传遍全中国，以便减少人民的痛苦，延长其寿命，以及提高其卫生条件来增加其生活上的舒适”。而依附华人大律师兼医生何启为亡妻新办的“爱丽丝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是大学堂的重要组成构件。 孟生知道，中国内地已有许多牧师医生，他们一边行医传教，一边培养医学人才。比如广州的合信牧师医生(Rev.Dr.B.Hobson)和嘉约翰牧师医生(Rev.Dr.John Kerr)，天津的马根基牧师医生(Rev.Dr.J.K.MacKenzie)，台湾的摩尔斯牧师医生(Rev.Dr.Morse)等。但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优秀医生不足，“一位、二位、顶多三位，在医师人数少的这么可怜的情况下，尽管他们有天大的魄力与良好的健康，也举步维艰”。小型教学机构随时可能倒闭，尽弃前功。 尽管孟生担任教务长不足两年，但他在华期间科研、临床和教学均有建树，有别于职业牧师医生。绝大部分并非科班医学院出身的传教士，凭借上帝的召唤和怜悯的人性，确实也在缺医少药的地区，以健康拯救者面貌深入民间，尽其所能挽救了不少生灵。 184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孟生，不愧是阿伯丁大学外科学硕士、内科学博士。他一生从事热带病研究，成为国际热带病学会的奠基人和皇家热带病学会主席，创建著名的伦敦热带病与卫生学院。 孟生的重要发现之一，是揭示了蚊子作为宿主，携带寄生虫，传染疟疾等疾病的病因理论。一百多年后，在孟生先后引导的中国现代医学和热带病学科里，屠呦呦教授成为首位分享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家，她一生奉献青蒿素防治疟疾，每年挽救数百万高危易感病患。 1880年代开始，香港初设执业医生许可证制度，依法规范医学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准。不幸的是，1892年首届毕业生迈出校门之际，香港西医大学堂尚未获得主管部门认定，无权授予毕业生医学全科学士学位，不能直接在港申请执业许可。 所以，即使作为港岛医学专门学校最早培育的优等毕业生，孙逸仙和江华英二位同学，暂时处于“考准权宜行医”的待考阶段。其余没有达到西医大学堂毕业标准的肄业生，当然就更没有机会，在香港合法开设西医诊所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