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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1850年代不同时期的行名资料可发现，汇票代理、船舶、银行、印刷、书业等行业一度不断发展。但上海动荡的局势也导致洋行大量歇业，对外出口大幅下降。 1852年创刊的《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其1854年版为目前国内可见最早的版本，刊印侨民经商和生活信息，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年鉴中所提供的《在沪洋行名录》，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洋行信息汇总。本文利用1854年、1856年和1858年《上海年鉴》所载《在沪洋行名录》进行对比研究，以考查开埠初期上海洋行的兴衰更迭情况。 最早开始刊登洋行行名信息的是1854年《上海年鉴》，此后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对比1854和1856年《上海年鉴》的行名资料可发现，这一时期新增洋行共有41家。汇票代理、船舶、银行等传统行业不断发展。其中汇票代理商增加最多，新添5家，分别为丕吉（Baker, T. J.）、恒吉（Hancock,H.）、公和（Hardy, T.W.）、渣敦（Jordan, V.P.）及Mackenize, W.（无中文名）。船舶航运业洋行也迅速增加，新增造船厂四家：Lamond, M. & Co.（兼营船舶铁匠）、外虹口船厂（Potter, M. L.）、Rogers, J.（兼营木匠）以及Trannack & Co.，另有一家Sutton, H.为帆船制造。银行也逐渐增加，除此前的丽如银行外，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和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也见于行名录记载了，另外新开一家仓储洋行Mackenize, H.和一家评茶的洋行阿花威（Scholedield, C.）。 印刷业、书业等行业分类始见于1850年代的行名录。1856年《上海年鉴》中与印刷业、书业相关的有望益纸馆（Carvalho, J. H.）、洋文书馆（Shanghae Library）和墨海书馆（Wylie, A.）三家。 望益纸馆的负责人在1856年和1858年记为Carvalho, J. H.，在1861—1877年之间的行名录上都记为Carvalho, A. H.，Carvalho, A. H为《北华捷报》的监工。1858年的行名录上，两人姓名都刊印在册，Carvalho, J. H.为望益纸馆的负责人，而Carvalho, A. H只出姓名而没有标明具体从事的行业。不过可以判断的是Carvalho确为两人，可能还有亲缘关系。望益纸馆到底从事什么业务呢？《沪游杂记》中有“白鸽票发财票”条目： 别发洋行、望益纸馆皆有吕宋白鸽票，一票洋六元，票以号为凭。头彩得洋一万六千元，其次递减。闻届时先设二大柜藏纸卷，一为号数，一为彩之多寡有无，令人分柜摸纸卷，同时并掣喝报以定赢输，得彩电线报信。从前寓沪西人亦有仿此法者，名发财票。 别发洋行英文行名为Kelly & Co., 首见于1872年行名录记载，称其经营业务为书商、文具店、新代理和烟草。从“白鸽票发财票”的介绍来看，望益纸馆和别发洋行刊印的是类似博彩业的彩票，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印刷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