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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书馆则是真正意义的印刷业了，《上海年鉴》到1856年才列出“墨海书馆”条目，此前只记录了负责人名字，1854年《上海年鉴》传教士名录中将“Wylie, A.（伟烈亚力）”列入印刷业。事实上墨海书馆于1844年就已经开设，最初由伦敦会麦都思主持，在1847年伟烈亚力抵沪后由伟烈负责，后印制了大量关于宗教和科学的书籍。 伟烈亚力来沪时携带了圆筒式印刷机为墨海书馆使用，以牛代替蒸汽作为动力，华人惊奇，时人咏颂：“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洋文书馆（Shanghae Library）1849年在上海成立。外国侨民将此前在广州和澳门收藏的书带到上海，洋文书馆成为上海及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到1854年，已经积累了1276本著作，订购了30种期刊与报纸。 此外，新开一家泰兴行（Kupferschmid & Dato），主营计时表和钟表制造兼营仓储。连同业已开张的利名钟表行（Remí, D.），此时上海已有两家钟表行，上海对钟表一类科技产品的需求可见一斑。医疗方面，除去经常提及的哈尔医生和长脚医生外，1856年在录名单上又多一名指望医生（Sibbald, F. C. ）。该医生为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可见当时在沪洋人的医疗水平较高。这阶段还增设了上海最早的一家西式裁缝店备商（Bishop, J.）。因西式服装和中式服装在布料、样式等方面多有不同，一时之间华人裁缝店恐难以满足西人的日常服饰需求，该洋行想必有一批稳定的西人客户群体。此外，它可能还拥有上海本地人的市场。上海开埠后“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华人可能对各类奇装异服充满新鲜感。 市政方面，新增一人Clifton, S.，命为“差馆”，其职能为捕房及道路督查员。Clifton, S.就是Clifton Samuel，是1854年8月由工部局所聘用的捕房督察员。该专员的设立既是为了监督警察，又是为了监管道路。当时洋人对上海县城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道路拥挤不堪，都被店铺所占据。在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中明确规定，租界内的道路像沿浦大路不仅要由租户修补，且只得正经商人行走，不准无业游民窥探；租界内的其他道路则不准占塞公路，不准造房搭架，不得堆积污秽等。到了第二次《土地章程》，不仅对上述事项依旧明令禁止，更有五元至十元不同的罚款。这位新设立的督查员主要功能就是监管马路，可见租界内对于道路的管理十分重视。 1856年较之于1854年，洋行数量增加，金融和航运业洋行增加尤为明显，与西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洋行不断涌现。这与产业传播有关，首先进来一批单纯从事贸易的西人，接着，服务于这批特定人群的衣食住行以及医疗教育等相关的产业也发展起来。 1858年的行名录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较之于1856年增加了50个洋行。这两年增设最多的仍是船舶相关的洋行，有科富蓬店（Coomas, F. D.）、隆茂（MacKenzie & C.）、浦东（Mitchell. A）、皮而生（Pearson, F.）、永成街色登蓬匠（Sutton, Henry）以及裕隆（Tilby, A. R.）。需要注意的是名为“浦东”的洋行，此名可能并非该洋行真实之名，因择地在浦东而以此代称，此为行名录中首次标明洋行设于浦东，而且据记载，该行从事船运杂货或帆船制造，而且可以制造轮船。裕隆洋行也需要稍加解释，该洋行为船舶掮客，并从事拍卖受损货物以及一般商贸代理的业务。该行所经营的业务首次见于行名录，应当与从事航运的中小洋行有关，因航运所承担的风险较高，故而也有相关的保险公司，此行估计将一些受损的货物回收拍卖，将遭难洋行的损失降为最低，当然也能谋取一定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