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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源濂曾说：“将来如有人作中国教育史，叙述师范教育之起源，第一页就应当从服部博士所曾尽力之事业说起。”由此可见，服部宇之吉对中国师范事业的影响很大。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界对其都有一定的关注。然而，这些成果基本忽略了对其思想意识方面的研究。笔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到服部宇之吉的回忆录、演讲文稿、发表的文章和外交文书等一手资料，拟通过原始资料追溯其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职期间的重要活动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时期为创办“新式教育”而设立的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日本必须抓住这个时机，绝不能让欧美等国插手清政府的教育事业。”于是，他便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说服荣禄、奕劻等清廷重臣从日本聘请教师。1902年9月，服部宇之吉偕妻子服部繁子来华，10月9日与京师大学堂签署协议，1906年9月契约期满，再次签署2年留任协议，至1909年1月归国，前后在京师大学堂任职6年多。 服部宇之吉曾这样描述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就任的情形：“根据契约，我是以总教习或教习的身份就职的。那些对新式教育一无所知的管学大臣以下的官员们等待着我的到来，所以，我一到任便天天出勤，制定师范馆和仕学馆的学科课程和规章制度，为教室和宿舍做准备，购买机械、标本和图书，筹划师范馆的入学考试手续等等。” 服部宇之吉主要承担《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授课任务。当时，这两个科目属于新式教育的范畴，学生只能通过借阅日本或欧美的教材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他认为，这不仅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在课堂上通过翻译讲述授课内容的方式也使课堂效率不高，所以，先后出版了《心理学讲义（汉文）》（1904年，东亚公司）和《伦理学讲义（汉文）》（1904年，冨山房），以便提高教学效果。他同时也负责师范馆日本教习的聘任工作。太田达人（教授物理和算数）、桑野久任（教授动物学和生理卫生）、矢部吉桢（教授植物学和矿物学）、板本健一（教授世界地理）、法贵庆次郎（教授教育学）、铃木信次郎（教授日语）、高桥勇（教授绘画）等都是由他介绍到京师大学堂来的。 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初的目标之一就是“分科教育大学”，服部宇之吉也对此提出了“人才培养方案”。他认为将大学堂建设成综合大学，最重要的是教授的人选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选出适宜的中国人，将其培养成教授。经过多次说服，终于获得张百熙的认可，选出30余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出国进行深造学习。他还特意联系日本菊池文相和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山川健次郎，让他们妥善安顿这些学生，给予“特别的庇护和指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