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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部宇之吉曾多次与清政府官员提及兴办女子教育的想法，他发现能否顺利开展女子教育与慈禧太后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于是，他一面让妻子学习汉语，以便与慈禧太后接触，一面筹划让下田歌子与慈禧太后见面。最终，慈禧太后同意“由下田歌子负责清国的女子教育事业，在宫廷内部设立女子学校，所有的费用由清政府支出”。在得到慈禧太后应允开办女子学校之前，服部夫妇就协助沈钧夫妇创办了“豫教女学堂”。沈钧任总经理，服部夫妇起草了《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18章55条），设置了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并将学堂育才的目标设定为：“以中等以上女子施普通教育及高等普通教育造就贤母良妇。”由此可见，他要将日本“良妻贤母”的传统观念灌输至中国的女子教育之中。豫教女学堂于1905年9月开学，“出于对我们的信任，一下子来了30多个学生，之后，人数不断增多，达到70人左右。”在该校成立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十多所女子学校先后成立。1906年8月，慈禧太后终于同意建立官立女子学校。 第二次合同期满后，由于师范预科的学生均已毕业，服部宇之吉于1909年1月率师范馆其他日本教习回国。在华期间，服部宇之吉为师范馆的成立和发展悉心规划、认真教学，在女子教育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此他曾两次获得清政府的奖励：1908年，学部奏报，由于他“授课勤劬，成材甚众，来堂业已五年，仕学、师范两馆毕业学生，共计一百零四人，洵属异常出力，咨明奏请赏给宝星。……该员等多所赞助，较之各学堂正教员专授学科者，尤为勤劳卓著”，请赏给“二等第二宝星”，此奏报被应允；一年后，又被授予“文科进士”的称号，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外国人。 服部宇之吉赴任之时的日本对华政策是：“着眼于东亚全局，应以日本人的精神改造中国人的精神，打压排满兴汉的势力、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助其教育改革一臂之力，牢牢掌握中国教育的最高实权，以此促进日本国运的发展。”作为一名由外务省和文部省共同派出的赴华教习，他应该深谙此政策之深意。所以，他曾与范源濂协商，计划让日本教习继续留任，力图让更多的日本教习在清朝教育系统占一席之地；在发展中国女子教育事业之时，他不断强调日本传统的思想比西方的思想更适合，也是为了在思想和精神上让中国与日本保持一致。 从国际情势来看，虽然清末的新政改革确定了以日为师的基本方针，但欧美等国也都跃跃欲试。在华的日本教习经常受到责难：“以京师大学堂的服部博士为首的、其他大学堂和学堂的日本教习们，并不仅仅是来教学的，而是奉日本政府之命来到北京，其行动要通知日本，要听从公使馆的吩咐，他们意在培养日本在华势力，不可小觑。”所以他知道在中国当教习如履薄冰，必须以谨慎、友好的态度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并时刻将此想法传达给日本的教育界。他在日本俱乐部举办的聚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教习必须时时刻刻树立良好的形象，取得清政府的信赖。1906年，他发表文章建议：“不仅要依靠外交手段和政策的方式引导中国人亲日，也应从社交方面着手，让中国人认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感情与欧美人对中国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并且认为这种方法“更有利于扶植日本的势力”。可以说，他本人正是这一举措的受益者。他到任后广交朋友，取得了清政府的信任。 服部宇之吉在华任职期间，屡次获得日本国内的奖赏，这说明，他所做的一切是符合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之要求的。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将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控制中国的教育主权。不仅如此，服部宇之吉后来为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而改造了传统儒教，不断发表美化日本对外侵略行为的言论，走上了法西斯主义之路。 （谢群、徐冰，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