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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前，停了课，任课教师有一次辅导。1986年1月23日： 下午沙知老师来给我们辅导。我和他聊了半下午，每当我见到他，和他一搭话，便增强我作学问的愿望。他是我见到的治学极严谨的学者，纯粹的学者风度。他的话即使不唱高调，那种基调也是极高的。 …… 沙老师一直要我有计划地读些书。前四史至少看一部，《通鉴》要仔细地读至少一遍，《廿二史札记》读一遍。现在需要看的书实在太多了，我真有些茫然，这么多书何时能看完？但要读要看！ 放了寒假，我回老家后，还在春节前夕给他去过信。2月7日（腊月廿九）： 前几天给沙老师去了一封信，一则拜年，一则寄钱买书……他带上我之后，总使我懂得了怎样学，我的确应该感激这位师长。他治学的严谨使人不得不钦佩。作学问应该如此。 开学后的一天，同学给我捎话，4月7日（一）： 昨天晚上刘兵带给我一个消息，说沙老师告诉他，他除礼拜三有事外，其他时间均可以去他家。 大概读《通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以后，我每隔两三周，就到沙知师家一次，通常是周末的下午。刚进去，惴惴地汇报一下我的读书情况，特怕他问我什么。好在十分钟，最多一刻钟以后，就开始聊。所谓聊，是他说我听；偶尔我也插几句，比如他对现实发点牢骚时，我就表态支持。当时往往把政府的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美名为“交学费”；他就很不以为然，说这学费交了多少了，怎么总也学不会呢。说到有些人所谓的辩证法，他就嘲讽道，哪里是辩证，分明就是诡辩嘛。谈到理论，说讨论“五朵金花”时，翁独健先生即幽默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理论是空对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横竖没法证明；考据就得费点劲，得收集、排比、分析材料，大家可以验证你收集的材料全不全、对材料的分析对不对。说到考据，又引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谆谆告诫：“说有易、说无难。”他知识面很宽，跟学术界的交往又多，知道的掌故也就特别多，天南海北，我听得津津有味。对解放前史学界的情形以及当下学术界的了解，都来自听他聊天。我买书，就是从听他说的这些人、这些书开始的，是“照方抓药”，所以，我搜书基本没有一个淘汰的过程。 此后的日记，记下了我读过的一些书，如4月23日，“读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月11日，“读严耕望《治史经验谈》”。9月25日，“读梁任公《新史学》”。12月18日，“中午看完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还将此书与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信口作了番比较： 在论述问题时，似缺乏连贯性，他以其卓识，发现了好多问题，但未能再深入论述这些问题的原因，而且在论述方法上，给人以提出命题、然后举例证明的感觉，而不是给人以连贯性、理论性的感觉。在这点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超过此篇。似乎《渊源》有一条线，而《政史》则缺乏之。在论证形式上，《渊源》胜过《政史》；在发现问题上，《政史》超出《渊源》。 其实，发这个议论时，我并没有真正读懂。这两部重要的著作，沙知师在课堂上并没有特别提出，也没有列入参考书；是我到他府上，他才特别推荐的。我当时还问他，何以不在课堂上向大家推荐；他说，大张旗鼓推荐，会被人揪辫子，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史观。当时，我心里是觉得他过于小心了。今天想来，经过历次运动，他心有余悸，实在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不久之后的“清污”，不就证实了他的忧虑吗！这些书，无疑都是沙老师开列，让我去读的。今天我还记得他推荐我们读《治史经验谈》的神情，珍藏至今的那本模糊之极的唐史学会翻印本，也是由他代购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