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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阅读的是《通鉴》。12月28日（日）：“下午读完《通鉴》第16册，还有一册，全书即可读毕。”这里一定有笔误。我读的是平装本，全套20册；差一册即读毕，则应该是第19册。但下一个学期（1987年的春季学期），就是大三的第二学期，按学校规定，要作学年论文。1987年5月21日（四）： 昨天下午我到沙老师处交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可能要写唐后期藩镇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元和会出现中兴？——这与外廷、宦官关系如何？总之是唐后期政治史方面。这样一来，我就不能按原计划翻过头去读《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了。花几个月时间去读两《唐书》及一些人物的传，把中后期的政治搞清楚。 …… 现在的任务是结束《通鉴》，然后看两《唐书》，准备毕业论文。 可见，到这个时候，《通鉴》还没有读完。我印象中，这部书我是陆续用了一年，才算过了一遍。 沙先生以治敦煌学名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吐鲁番租佃文书的论文。七十年代，新疆吐鲁番文书出土，他也参加了整理工作。据说，放弃文书分类，唐长孺先生最终采纳了以考古学墓葬号来进行排编的整理方式，就跟他的意见不无关系。他给我们班讲隋唐史，当然会介绍文书。但我随他读书，他却并没有马上带我进入文书的学习，而是要我按部就班，读基本史书。但一个小意外，让我得以实际接触到了文书。 上个学期即1986年9月份，他骑车时，当左脚踩着自行车的脚蹬，溜车，撇起右腿，正准备迈过车座时，左脚滑下来，车倒了，砸他身上，腿骨折了。那时，他正在做敦煌契约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基本是按号，将所需要的片子到北海的北图冲洗出来，再作录文。他不良于行，就让我去帮他冲洗文书照片。1987年4月8日：“在北海北图请李师傅给沙老师冲洗敦煌文书照片。”4月10日：“下午，到沙知老师处，帮他核对文书片子。” 4月14日（二）：“中午到沙知老师处。下午到北海北图，还李师傅物。”记的就是这件事。下个学期，他建议我通读《唐五代赋役史草》，10月19日（一）：“上周六我请文史室的老师把吐鲁番文书从大库里领了出来。这是由于我读《唐五代赋役史草》时，遇到很多文书，我想核对一下‘原件’，看一下。现在，我觉得非常有抄录其目录和题解的必要。”所谓原件，加了引号，可知并非图版（那时还没出图版），而是正在陆续印行的小开本的录文本。大概图书馆没有购置复本，所以就放在了库本阅览室（历史系资料室零星有几本，但不全）。我是本科生，没有资格到库本借阅，所以得请主要面向本科生服务的文史阅览室的老师开条子，说明该阅览室无此书而该生需要，我才能持条到库本借阅。同时，我还请同乡的研究生帮我在库本借阅过《唐令拾遗》。10月26日：“上午请同乡姚毅借出《唐令拾遗》，翻一上午。”10月27日：“上午看《唐令拾遗》。”借阅《唐令拾遗》跟翻阅吐鲁番文书有关，也是他让我去翻阅的。大学毕业前夕，恰逢唐耕耦先生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出版，经沙师介绍，我登门到三里河物资大院唐宅以八折约二百八十元钱购得一部。读研究生时，也旁听过张广达、荣新江两先生合开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课，但于敦吐文书，我却始终未得入门。 尽管自以为读了一些书，长进却并不大。1987年11月28日：“到沙老师处。他批评我读书不仔细。”这主要还是自己程度不高，理解和认识都极肤浅。到了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我怎么也找不出题目。沙师建议我用学校购置的《敦煌宝藏》，将写经题记中有确切纪年的题记尽予辑出。这是项资料性的工作，但要求辑录要全、录文要准确。他的本意，是想以这些有准确编年的写本作为“样本”，据其字体，来推定无系年的写本年代。这项工作勉强完成后，系里质疑这是否可以视作毕业“论文”。当然，是沙师出面，方得通过。其时，他正参与主持《敦煌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曾想让我修改完备一些，作为该书附录。1988年12月5日：“下午到沙师处，嘱我将毕业论文作完，作为附录，收入《敦煌学大辞典》。”但随后不久，即相继出版了薄晓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特别是后者，体例完善，收集齐全，录文精确，我的工作既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准，也没有了发表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