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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文学很感兴趣，我有限的现代文学的知识，都得自他。那时，湖南出版了一套“骆驼丛书”，小窄条的开本，每本印得也很薄，其中有一本舒芜的《周作人概观》，他推荐我读。此后，我就开始收集周作人的东西。正逢岳麓书社陆续出版周作人的小集子，钟叔河主持的，不仅作了认真的校订，每本后面还都附有索引。我基本是遇一本买一本，凑了不少本。岳麓还出了《沈从文别集》，装帧印制都颇雅致，我也购得一套。沙知师的文笔很好。他的学术文章，特别是他写的一些有关敦煌文书的跋，都极有文采，却不掉书袋；学术文章写得有文人气。字写得也漂亮、潇洒。在这方面，大概常伯工先生最像他。系总支书记曾说，当年常伯工这一届（78级）学生毕业时，他跟系总支说，其他人怎么分配，他不管；他就要常伯工留系。他还常常提到胡适，特别是对大陆刚刚印行的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称赞不已。我之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适古典文学论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分类论著集，都是源于他的推荐。 知识的传授之外，我觉得沙知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学术价值观的建立。他常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要树立一个高标准。他给我讲的学界人物，都是学术史上有地位的人物；介绍的学术论著，都是能“站得住”的经典之作（前几年，在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他说，经过几十年的考验，唐先生的东西“站住了”）。那时中华书局刚刚影印了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他建议我购置，并说“这样的著作，才能传下去”。他要我读的论著，就是这些能站得住、传下去的经典，而且要我反复读。他告诫我，要多练多写，但不要轻易发表，“不要把手写滑了”；时时提醒，并非“变成铅字就是成果”。 我这样一个刚入学不久的大学生，虽然对学问有些热情和憧憬，但于学问之道却一切懵然。他是大教授，风度极好，学者气十足，不能不让人敬重。于是，自然而然，我便把他的判断、他的价值观，视作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价值观。这正是所谓熏陶吧。 沙先生的论文并不算多，但他在同辈和上辈学人中，学问和为人的口碑都极好。吴玉贵先生就曾告诉我说，他的老师马雍先生就总跟他说，沙先生学养很好。沙知师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敦煌文献的收集、整理上。这是一项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不同于一般文献的整理。可以说，整理，就是研究。他心很细，是属于慢工出细活那种。所以，他整理的敦煌契约文书、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后来居上，成为精品乃至定本。他的性格很适合做这一工作。他在学术组织方面，也花了许多功夫，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展开、提高，倾注了许多心血。受他关照、提携的晚一辈学人，一定会记得他。 他教我们隋唐史课时，已年近六旬。对他早年的经历，我不甚了了。只知道，他是1947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49年转学至北大历史系，1951年大学毕业，系里本想让他留系，给杨人楩先生当助教，未果；他又想进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时任所长的梁思永先生已跟他谈过话，但也未能如愿——当时已经要“统一分配”，个人选择余地很小。于是，他被分配至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当了两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校。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以郭沫若的名义，组织编撰《中国史稿》，他被借调到历史所，参加了这一工作，被分配参与秦汉史的写作。“四清”前后回到了学校。不久，就是“文革”。“文革”中，人民大学停办，历史这一片，以编修清史的名义，端到了北师大。据说，北师大也并不大管。“文革”后期，他一度参加北京市宣传部组织的法家著作的注释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主持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文革”结束，人民大学复校，他奉命回校，参加了筹建历史系的工作。尚钺先生是主任，他是副主任，在物色教师、购置图书、邀请有关专家来校授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吧——追思会上，1978级的学生回忆起他们读书时，不少校外专家如王永兴、裘锡圭等曾来校授课，大都是他约请的。他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术力量，以便将来承担如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教学科研任务，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他退休后，依旧忙着他的事。他参与组稿、撰稿、审稿、改稿的《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印行。同年，耗费了他极大心血的精心之作《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得以出版；在前一年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中写道，“书稿1993年交出以后，编者大半时间不在国内”——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敦煌写卷的访求和《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的整理和研究上。这部书出版的2005年，他已是八旬老者。这以后，他才渐少外出奔波，我也才得以时常趋谒。这时，我已没有了读大学时对他的那种强烈的崇拜感，常常是他说了什么，我有时会拍拍他腿、摇摇头，倾身凑近他耳朵，加以解释或纠正——他重听，但并不是一味高声就能听到，而是某个音频衰退了；若能对上这个音频，他便能听得清。老师真的是老了。当我没有从前那么强烈的崇拜感时，感情却似乎更深了。 真正可以说得上我帮他做过的事，大概只有一桩、两件。所谓一桩，就是纪念他的老师向达先生；两件，就是帮他编《向达学记》和代表他参加筹备主要由荣新江先生发起的纪念向达先生诞辰百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谓帮，也不过就是拎包打杂，在他与出版社之间跑跑腿、联系一下而已。也正是居中联系，得以“上下其手”——他写《后记》，称我为“学棣”，我给责编孙晓林先生稿子时，改作“我的学生”。结果，书印出来，他很生气，说哪有人大剌剌称别人为“学生”的呢，非要责编收回书，进行挖改后再发行。晓林先生好说歹劝，答应把这四个字贴住，才算完事。他是秉持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原则来看待师生关系的，不是旧式的师徒关系。 沙先生温文尔雅，我则比较糙，说话总是太随便。他常劝我要少说话。送我出门时，也常常会叮嘱一句，“出去别乱说”。一次，因编《向达学记》的事，孙晓林先生请他在鼎泰丰午饭。其间，晓林先生开玩笑问他：“您觉得小孟怎么样？”老人羞涩地笑道：“还可以、还可以。能说到一块。”现在，老人走了，我下班途经柳芳时，再也不能想着下车、拐到北里去跟他聊天了…… 2017年5月31日，改定于新都槐荫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