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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形成高峰 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亲笔书信，应以1935年11月26日他致信董英斌为最早。董英斌当时在国民党东北军代理第57军军长，该军东进以解甘泉之围，结果在直罗镇遭到惨败。之后，毛泽东给败军之将修书一封，痛陈东北沦丧的历史教训，提出同对方商洽东北军、红军互不攻击等约定。同年12月5日，毛泽东了解到杨虎城与第17路军的情况后，同彭德怀联名致信杨虎城。从书信的文言措辞可以判断，此信出自毛泽东之手。而为了提升送信任务的成功率，毛泽东还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称赞对方“不忘情于革命”“为西北领袖人物”，促其与杨虎城商洽，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战线，并表达同沈克等东北军将领、甘肃邓宝珊联合的意愿。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之后，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同时，毛泽东还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和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宋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宋子文身份地位特殊，是蒋介石的妻舅，写信给他具有向蒋介石集团投石问路的意味，同时也是因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时有抗日绪论”，为毛泽东所看重。毛泽东书信中尊其为“邦国闻人”“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属望可谓深沉。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此番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意欲胁迫张、杨部进攻红军。第二天，毛泽东一日三书，分别致信冯玉祥、孙科、杨虎城，不放弃争取。在统战局势异常凶险的情况下，西安事变既势有必然又颇具戏剧性地爆发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传递新的政策主张；3月29日，致信范长江，附寄新的政策主张与自己写的《祭黄帝陵文》。除了团结中外记者，毛泽东还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这既是世界党际交往，亦可视为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促进国内的举措。此外，毛泽东还复信何香凝，其中“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竟成时代的预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