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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书信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虽至近代而运命不息，在民国社会包括政界尤具生命力。这也是毛泽东“亲书政治”能够发生作用的文化语境。总体而言，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写的亲书具有四大信札美学特点。 一是浅文言体，继承发扬书信文化传统。对比毛泽东那时期的政治亲书与公开信不难发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体的差异，前者为近代白话文，后者是浅文言。采用浅文言，自然就把致信对象跟大众区分开了。传统书信讲究程式和礼仪，称呼、起语、结语、祝安等，表情达意尤重谦恭与委婉。毛泽东那时期致信国民党要员、民主人士以及昔日党内同志、青年挚友等，均能表达得当，既表谦逊又不失大体。例如，毛泽东曾一日写七信，结语多不重复；致信宋子文的结束文辞更是精湛——“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深得尺牍书翰之真髓。 二是自铸伟辞，构筑抗日统战政治话语。礼敬谦恭之余，毛泽东亲书注意铸炼伟辞，指陈反侵略战争的紧迫性，彰显抗战救亡事业的正义性，表述共产党捐弃前嫌、要求结成联合阵线的正确性。例如，“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诸如此类，骈偶的运用大增说理的气势。 三是有的放矢，拉近距离增进民族情感。私密性是“亲书政治”的一大特质，有利于通信双方的情感交流。毛泽东对致信对象的动态情况特别是其对日政治主张总能及时掌握，书信起笔通常很快就写到对方的历史壮举和近况业绩，拉近了笔谈双方的心理距离。这也就为求得最大的政治共通性作了良好铺垫。偶尔反向用之的也有，如其致信邵力子，起笔即批评对方“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这是因为邵原是党内同志，爱之深而责之切，先抑而后扬。 此外，毛泽东亲书不时提到“寇深祸亟”“风雨同舟”“大好河山”等词，明确显示共产党和国民党拥有共同的国族立场，有助于引发民族情感的共鸣。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故国山河的集体认同上。 四是健笔草书，张扬雄肆勃发的生命力。通过毛泽东的现存书信、草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可以判定：便笺式书信，应是一挥而就的；篇幅较长的说理议事书信则可能先起草一稿，修改后再自己抄录。书写习惯沿袭平时，以竖书为主，偶有横书，字体在行草之间，有小草倾向。古人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毛泽东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是因为其书写章法有自，又与他军书旁午的政治身份相称，更与危机时代有几多对应。匆匆不暇草书以及自成一体的毛体字，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以及愈挫愈勇的蓬勃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