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会计师公会仍然一如既往的支持抗日民族主义运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会计师公会更加主动地介入民族主义运动之中，并在此过程中愈加强调与其他上海专业人士社团的互动与合作。如1937年10月27日，公会就致电上海律师公会，表示“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在比国开会，本会拟联合各自由职业团体对该会议有所表示，以正国际视听，特于本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在高乃依路三十号本会会所开会商讨。”(20)为了表明事态紧急、刻不容缓，两天之后的10月29日，会计师公会再次致电律师公会表示“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在高乃依路三十号本会会所召集本市各自由职业团体第二次会议商议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及中央文稿。”(21)言词恳切地再次催促律师公会以国家民族为重，务必参加这次会议的商讨，以昭显上海专业人士的集体心态与民族主义诉求。 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与它自身会员们的理念相一致的。甚至直到1939年上海沦陷之后，会计师公会身陷租界孤岛的险境之中，自顾不暇之际，其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没有丝毫的退让。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9年，会计师公会的一名普通会员朱介人突然被日军逮捕，会计师公会闻讯后多方斡旋公关、设法搭救脱险。事情具体细节如下，在朱介人被拘捕后，其家属立即致函会计师公会请求援救，据家属陈述“本年九月十四日突有日本宪兵部将外子传至虹口询问有无参加黄砂石子公会等情事，外子一再表白，随后释放”，谁料时隔不久“本月九日(注：1939年10月9日)上午又有日本领事馆方面会同捕房将外子拘捕羁押。”(22)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认定朱介人有抗日的嫌疑，所以才出面要求巡捕房予以协助拘捕。然而来自朱介人家属的说法却是与之相反的，11月14日，其家属朱潘丽娟女士来函称“外子朱介人向在本市执行会计师业务，平素安分守己，岂料本月9日上午四时突被拘捕，现羁押在中央捕房”。(23)在此且不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朱介人以抗日的嫌疑被拘捕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于己不利的情势下，会计师公会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置身事外。而是公开承认“证明朱介人会计师确为本会会员”。并要求租界当局协助“请予释放”。(24)在随后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信函中，会计师公会又再次确认朱介人会计师为该会会员，请求予以释放。正是在公会的全力斡旋下，最终朱介人会计师安然无恙、被予以释放。 与其他专业人士团体略有不同，会计师因为深深介入商业事务中，其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热情似乎不高，会计师们仍然比较顾虑在商言商的经济利益需求，对此持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例如面对银行等企业的对日绝交举措，公会的立场似乎是并不赞同的，“近闻银行公会或有因国事停止放弃者，以致商厂周转不灵。”“本公会通函上海银行公会解释慎重放弃，因为信托重要之原则。然此次国家有生死关头之过渡，事出非常，吾人以非常反应报之。”(25)在会计师公会看来，单纯地抵制日货或对日经济绝交是颇不明智、因噎废食的举动，不足效仿。 会计师群体的民族主义诉求在这一时期不时地表现出来，这种民族主义诉求同时也是和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相始终。会计师公会适时地融入了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之中，会计师群体灵活运用自己的财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正是由于诸如会计师公会这些自由职业团体的存在，民族主义才有了广大的有组织力量的支持，而不至于沦为孤军奋战的呐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