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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传统社会网络如同乡组织，职业社团是近代性质的团体，以共同职业取向和经济利益为连接点，将从业的职业群体聚合成横向社会网络，参与公共生活。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才开始发展横向社会网络，而这种网络在欧洲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那些以协会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利益集团组织承担了一种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中间角色。但在中国，对家族和村庄的忠诚妨碍了这种流动和团结的出现。中国人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从来便有不愿受过多约束的倾向。孙中山说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都是指此而言。于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如梁启超鼓吹“新民说”，因为社会的现代化不但需要经济多元化作为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公民文化作为精神条件，而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是社会组织。人们在社会组织中，可以学会沟通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现代的政治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 尽管中国从未彻底沦为外国的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势力当年确实是上海等重要通商港口城市大片区域的统治者。欧洲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他者的历史，现代化话语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民族主义一方面是现代性的产物，另一方面民族的成立需要历史赋予意义，这样一来，“民族书写”和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发生了矛盾。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团结应对世界挑战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度里，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不是由于内部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压迫和外部观念刺激所致，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这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因为是新的观念，加之受达尔文主义影响，新的即发展进化的，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政治运动(就中国来说是革命)的有力号召。再加上近代上海的许多街道旁栽种着法国梧桐、矗立着欧式别墅，陈年旧怨很难消散，尤其是在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中。所以，西方殖民主义的印记令中国人耿耿于怀，这也是民族主义产生于上海的重要理由。治外法权诸如大英按察使司衙门等，正是这类事情构成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精英——民族主义的基础。民族主义背后的社会心理学乃是人们要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曾经是家族和部落，之后就变成了民族国家。为了让“我们”之间互相“认同”，就必须有一个“他们”。而民族主义实践在近代上海的展现除了这一系列冲突实质上也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展现的是近代中国在跨入世界之林过程中生涩的步伐和自我调适，也是兴起的中等阶层的传统角色向现代国家公民身份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踉跄步履，过程有时极为惨烈，有着撕心裂腹般的阵痛。自由职业社团的民族主义实践，表达了上海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进而使得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公民、而非帝国主义驱使下的臣民。 近世以降，中国历史中便充满着悲情意识和认同困境，就现代国家理论而言，国家除却地理和民众的意义以外，更是一个充满共同历史记忆和情感意义的指称。就1930年代的时代格局而言，由于身处乱世，精英与民众存在着事实上不可言说的疏离感，于是构筑整个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价值便是当时责无旁贷的责任。通过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一共同历史经历，有助于重建民众的文化同一性，去除近代中国这一变动社会中悲情的疏离感。 也要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职业社团的社会经历表明，这些经济利益协会更喜欢政府的强力政治，并且完全支持以一种以政府权威为基础的多元主义为标志的政治体制。而且，这些于20世纪出现的新型城市利益集团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与既有政治体制牵扯上关系，呈现出典型的国家管理导向。近代以来，干预型国家始终保持着权威型、民主集中制的明显特征。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稳定性成果，通常是在保守性、稳定性的特征下顺利实现的。这种稳定性成果不仅有利于那些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利益集团，而且总是有利于那些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集团(经济利益协会)。从某些角度看，职业社团也是现代化集中进程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向有组织的、合理化的工业社会过渡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要求部分地操控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种表现。 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危机激发起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意识。通过抗战的具体救国实践，国民的爱国心被空前激发，普通国民对共同体事务的关切，对公共事务的关切犹如火山爆发般被动员了起来。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由职业者期望将专业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近代中国的民族身份的发展和国家的独立自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