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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捍卫新闻自由，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外，记者们也顺应时势，对民族主义话语发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就发挥了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优势，“以暴日横行，而日人复籍其新闻政策之惯技，颠倒黑白，大事宣传，以混淆世界各国之视听。该会特于今日(二十六日)假座沙逊大厦华懋饭店，招待欧美各国驻沪记者。”(41)并殷切盼望西方新闻界同仁能秉持公义，期许他们能“主持公道，详实报道”。(42)招待会当日盛况空前，到会各西报通讯社记者来宾，共50余人。在这次招待会上，记者公会汇报揭露了此次日本强占东三省之真相，并谋划日后与西方新闻同行做宣传上之联络。抗战爆发后，身处上海孤岛的记者公会亦不顾安危，毅然于1939年1月致电中央表示，“本市新闻记者公会昨电中央拥护抗战建国，原文如下：国难正亟，众偾益深，抗战建国，上下同心……必成必胜、薄海同钦，谨电申祝，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扣敬。”(43)记者公会的政治参与热情在先前就充分表现了出来。尽管许多记者也承认记者团体的不成熟与幼小，“我国的新闻记者在资格上并不像会计师和律师那样有着法定的标准，我国记者的团体组织还幼稚得很。那些已经成立的团体来说，会员资格都是限于日报和通讯社的记者。”(44)对上海记者而言，专业是最重要的现代性标准，因为它意味着标准、专业技术和一种职业。但记者毕竟是国民的精神食粮的供给者，对于国事也是国民的代表之一。于是，为发出民族的声音便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深刻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情感，都市社会中的个体也藉着职业团体融入到抗日救亡的民族运动中，激荡的民族主义促使国家与民众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塑造出了“现代中国”的概念。 就民族主义的理论而言，著名的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研究起点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将民族主义这一人造物追溯到18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期。由法国大革命始，民族主义的现代形态，也就是公民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从此，民族再也不是被统治阶级所宰治、借以愚弄操纵黔首的符号图腾，而是被国民所普遍认同的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这一身份认同的历程，由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中期的美国内战一直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身处民族危机中的近代中国。由近代上海自由职业团体的民族主义实践，可以感知到，共同面临的危机，使平日沉浸在大众消费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认识到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从历史上看，富有爱国心的民族主义者大部分不是穷人，他们是资产阶级，确切地说以中产阶层为多。他们是渺小的人物，但他们也不受穷，本民族里的思想者常常很关注社会上的穷苦大众，同情穷人的处境，考虑着是否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这种感情可以移植、扩大到他们对民族状况的认知上。而这些方面又在近代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一直都是精英政治阶层的意识形态。 本文想强调的是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思潮发展的重要主题，在传统中国，正好是儒家思想让九州臣民承认有一共同语言、文化的华夏文明，在此一文明的哲学思想中，以人为中心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士大夫们进而将人的角色放大到天地齐一，故而“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中国人最终极的价值观。况且江南历来是科举繁盛，人文荟萃之地，承继江南文化的上海处于中国与西方文明相遇的最前沿，深受外国思想和舶来事物影响，竭力摸索自己的文明身份。于是，近代上海社会的民族主义便有着中国人矛盾和机巧的一面，一方面是希图摆脱落后停滞的中国，所展现的“恨铁不成钢”的自怨自艾心态，进而期望上海负有引领中国其他地区步入未来的天命，但面对外来者的时候又时刻提醒自己的国族身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