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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为中用 清季中国科学幼稚，教育与学术多本译文。舆论反思学习外人以前太过保守，今日又有点过火，中国虽有不足，“岂能就把中国整个的不要了，改随外洋去吗？”故“只可以学他们的精神，不必尽求其形式”(42)。尤其地理又是地域材料性较强的学科，外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国显然无法照搬。学界对此早有注意，张相文鉴于地理教科书取材域外，学生惘然不知，“就中国地文上事实，羼以普通地文学之教材”(43)编著《新撰地文学》，大受师生欢迎，热销二百万部。学术上光宣之际接受系统西式教育的学生开始进入学界，据新学学理以局中人的视角研究中国地理，自与外人有别。 中国地学会会员、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学生章鸿钊，1909年假期回乡省亲，游名胜黄龙洞，著《黄龙洞生成观》。文章谓，《吴兴志》记弁山黄龙洞“石随龙势”，相传有黄龙出而得名。历代游记多记形胜、雄奇，岩质及生成原因则未有涉及，于“是龙见之说所以历久未去”。据调查弁山是赤色砂岩，“其下恒有含炭之砂岩层”，且富含黄铁矿石。山道多是石英岩，洞外是方解石，洞内是石灰石，由岩石及地质构造证以地方志，山洞的生成“已彰彰无以遁其形矣”。洞南的圆石“为洞口沉积之证”，即所谓喷泉塔，与孟莫司泉的生成当“在伯仲之间”(44)，可知黄龙洞的生成仅千余年。文章沟通中西，以地质学原理、方法解释地方志的轶闻传说及地理现象，可谓有得。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种族的生存基础，历来受国人重视。地理与农业关系甚大，中国地学会欲引外来学理研究农业，促进其发达。留学日本拟学习农科，受名额所限改学地质的章鸿钊，在调查时注意到杭州乡民将石灰作为肥料使用，甚为忧虑，遂着手研究肥料的要点，石灰为肥料的利害以及地质、气候与肥料的关系，撰为《论杭属以石灰代肥之隐患》。文章指出农业生产必恃肥料，若选择不当则膏腴为石田，其他国家或许可以用工商业补助农业，工商凋敝的中国惟有束手待毙。 肥料学的要点在知道植物生长所需与所缺，所需十余种要素除窒素、磷酸、加里必须人为添加外，其余均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且用之不竭。农家不懂肥料学，只知沿袭先辈经验，而不知石灰是没有肥力的间接肥料，利在“(一)石灰能使土中有机物速为分解；(二)石灰能化土中不溶解物为溶解物；(三)石灰能治诸种之矿毒”，害处是“(一)耗竭地力；(二)消灭耕土；(三)能使产物品质渐劣”，长期使用地力渐竭。日本为指导农家施肥，设有肥料检查所，“以长官监督之”(45)。中国应借鉴其办法，设立专门机关调查地质、物理的关系，以图农业的发达。 因地力关系国家盛衰、朝代更迭，日本札幌农科大学中国留学生陶昌善，议论地力养成的原理及方法，作《地力说》，刊载在1911年3月20日的《地学杂志》。文章称地力有广狭的分别，广义有负力、植力、养力；狭义仅指养力，即“土地之中贮其天然养分，供诸植物吸收，得助其生长者是也”。就农业经济学而言，地力是土地的生产力，土质不同地力有异。土地收获与养力正相关，中国“文化日进需要益奢，人口日众生计愈艰”，国土又遭外人侵蚀，“不足供四亿人民之食”。惟有恢复地力，“或灌溉以匀其养分，或排泄以除其卑湿，或用农业机械以深耕，或施人造肥料以肥土，或输作栽培使地力无偏枯之虞，或耕地整理使土地尽利用之道，或撒布细菌类以摄取空中窒素，或举行客土法以改良偏颇土质”，方能足食。纵观四千年历史，“吾中国地力之消长，实与朝代之隆替相循环于其间也”(46)，亟宜研究以为国用。 日俄战后，日本觊觎中国内海渤海，强指其为公海，征收渔业税，登刘公岛伐木(47)，挑起国际法、领海权的争论。中国地学会为维护国权，连续刊文与之相争。《渤海湾全部为中国领海说》阐述渤海为内海的理由，斥责“稍明国际公法及地理学者类能知之，乃日人故为异议，晓晓强辩”(48)。实际上渤海问题争论的本质不在地理或者国际法的证据，有贺长雄声称：“苟亦以国际法争之者，迂之极也。要惟在以实力速与对手国(即中国)结特殊之条约而已。”(49)《民立报》报道外务部与日本公使交涉，亦称：“探系确因该国兵队觊觎渤海，有实行占据之说，故极力要求撤退，否则另有办法云。”(50)渤海之争在实力而非学术，然而书生舍学外夫复何为。 1911年3月1日，舆论谓渤海交涉尚未解决，外务部咨奉天省实地测量划清领海与公海，“以固疆圉而保主权”(51)。5月13日，又报道政府命各海关道“查明海权界线”(52)。缘此，中国地学会会员白月恒著《渤海过去与未来》，将渤海分为洪水以前、洪水以后、自今以往三个时期，论证渤海未来必然为桑田。其称，在冲积纪华北平原皆为大海，随着水力、风力等搬运的泥沙沉积，“水量日缩，陆地日增，四围山脉陡起，自然有海岸迥绕之势”。据地质及考历代史志推测，洪水期以后的渤海海岸线，“较今日渤海面积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间”。未来渤海若以每千年沉淀五十里的平均速度计算，二千年后“当半为桑田矣”(53)。白文本意在以学术参与交涉，但政府对外交持秘密主义，防范舆论，又严禁士子议政，所以文章只能据地理学理研究渤海海域的变迁及未来趋势，间接为争端寻证，并引起国人关注。 20世纪初，中国种族意识觉醒，各界热议人类及中国种族的起源、形成等问题。种族与黄祸论起自欧西，德皇首倡黄祸，“欲撩动欧美人之妒忌心以倾覆中国”(54)，同为黄种的日本人附和，因“日本自以为执东方各国之牛耳。以统一亚细亚人。抵制欧罗巴人之势力。为其目的之一”(55)。俄国为侵占蒙古，声称汉人移民蒙古，渐及俄国边境且日进不止，若任由四亿汉人蔓延，将影响俄国内地以及欧洲各文明大国。又在蒙古掘坟，以证其原有人种是白种人(56)。学界关于人种起源主要有多源说、一源说，西人倡中国人种西来，国人看穿其在学术外为殖民张目的意图，力主国人“黄帝其祖，中国其名，满汉蒙回苗藏安南朝鲜其同谱而一系者也”(57)。 1911年11月10日，《地学杂志》刊载熊秉穗《中国种族考》，以中国古典附会西学，称人类起源有人认为全部发源于帕米尔，有人说各大洲人民都是发源于本土，然而“本世界以前，当有无数世界”。谭仲鸾说《河图》《洛书》即是此前世界刻石沉入水中，至大禹时被发现始得以再次出世。再证以墨西哥万年前的古碑，“盖荒古时文明之扫荡如此类者不可胜数也”。其又曲解外来学理混合多源与一源说，声称中国及巴比伦的古传说不足为据，然人类起源久远，“中西古籍所记皆同亦可异矣”。据近世地质学家论证人类遗迹在一万至十万年间，洪水时地势最高的葱岭成为人类的避难所，水退后分徙四方。“是故谓各洲人民皆发生本土者，乃洪水以前之事，谓来自帕米尔者乃洪水以后之事也。”洪水时避居本地高地的遗民，各据本土“蕃育子孙”，日久遂与外来的客民“相混合而不能辨”，为证此说，“试就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而纵论之”。 中国在黄帝前已有人类，如神农、炎帝、蚩尤等族，但黄帝来自西方的说法亦未错，《史记》记黄帝归老昆仑，因黄帝一族由帕米尔东迁中国，“既老，不能无故乡之思，故归于昆仑墟耳”。亚洲各大民族无一不有迁徙，“且多缘迁徙而盛强，几若自成一公例”。数千年来，“大抵能得善地则兴盛，不能得受善地则衰败”，黄帝率族东迁世君中国，“赫然为全国各族代表之故，可以类推矣”。沙漠种族匈奴、突厥、蒙古亦相继以迁徙得地利而强盛；通古斯种散居北方，鲜卑、回鹘、契丹、女真等各种相延，“今人以满洲为东三省地与人之总称，实非其旧”，至于各族内迁后汉化“皆顺天演之自然为同化也”(58)。熊秉穗意图以地质、进化、种族说附会中国传说与古史，证中国民族“贯古今通中外”与西人各族并无不同，并欲寻种族盛衰的道理以为鉴戒。 近世以前国人基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包容，对待外来学术，每行取珠还椟之策，取其精华弃其形式，将其融入中学之中，从而造成一种新学问。地学的特质也决定了外人以域外为对象的研究难以符合中国情形，故中国地学会借外来原理、方法，解释中国地理问题，是为构建新知识的必由之路。但此种做法对学者自身的学术素养要求较高，高明者自能因地制宜解决问题，平庸者则每易流于穿凿附会，但因其论证符合大众心理，往往较高明者更受欢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