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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理旧学 光宣之际国内实行西式教育未久，新学中坚几乎皆是旧学出身，改宗西学，欲引进新理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贯通中西自创新法。仅就地理而言，西人公认古代“中国的地理学研究，是广博的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超过了同时代的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59)，如何处置考验学人智慧。高田早苗声称：“支那真有变法自强之一日，其必于在举支那旧来之学问与西洋新学而调和之”(60)，方能自强。1906年11月，尚热衷西学的王国维，论文科大学欲聘遗老任本国学术教师，称遗老即使愿意应聘，“或学问虽博而无一贯之系统，或迂疎自是而不屑受后进之指挥”，故若无合格的教授“则宁虚其讲座”。而学生经过大学的系统教育，通外国哲学、文学则研究本国学术必将超越老辈，“故真正之经学、国史、国文学之专门家，不能不望诸此辈之生徒，而非今日之所能得也”(61)。其时学界不仅新学，旧学家亦有人主张灌输欧美文明，补救先儒学术(62)。 中国地学会宗科学地理，引入学理的目的之一在改造旧学，纳入新知识体系之中。1910年9月23日，《地学杂志》刊载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文章称古代地理学“非说古代平面地理，又与搜查邦邑建设之遗址，寻求人文发展之径路”的历史地理不同，其研究地球形成以来各个时代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对地形、自然界的影响。研究方法有纯属地质学范围的若岩石的生成与变迁、动植物的产生及分布等，“又有与考古学、历史学家调查，如制造之遗物，建筑之故址等”，另外地震等学科的方法亦值得借鉴。其意图引系统的外来古地理学体系入中国，上溯地理学至地质时代，补中国地理所缺，以使其“完成为一科学”(63)。 地图是地理发展的标帜，厘清地图学史则大体可知地学史的脉络，且直观易于比对，容易分别家派、形成系统。中国地学会编辑员陶懋立著《中国地图学发明之原始及改良进步之次序》，引西法条理中国地图学，试图将其系统化，并建立清晰的学术脉络与学人谱系。其称中国偏居亚洲东部，自周至唐虽有地图传世，“然不知世界之大”。宋以后蒙古疆域达欧洲，得阿拉伯方法，地图学得以“大进”，知世界之大。今世五洲大同，西人地图学输入中国，“因是以有今日地图学之进步”。据此中国地图学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从上古至唐为中国自制地图的时代；第二期从宋元至明为阿拉伯地理学传入的时代；第三期从明末至现世为欧洲地理学传入的时代。 陶懋立在构建出完整的中国地图学系统后，又做出阐释，称中国地图学始于夏，“所谓一种之地籍图也”。晋裴秀制《禹贡地域图》，提出“制图六体”，被称为“吾国发明地图学之第一人也”。隋唐开拓疆域，西控西域，南达南海，“而地图学亦极发达”，其时一行“有用子午弧测定事业，是法或由阿拉伯传来而间接受希腊之影响者也”(64)。他强调地图学的发展需引入外来学理，声称欧人引东方的罗针、火器、活版印书，不以外来为耻，中国地图学引外来学理得进步，亦不需讳言。元得阿拉伯地球仪，知世界广大“益肆其扩张领土之雄心”，随着疆域渐广“因得以扩充地理上之智识”，故地图宋不如唐，明不如元。 明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入华，引西学入中国，地图学由不完善的方井式地图，进而为精确的经纬网。国初用西法测绘的地图，“记述大备，珍藏秘府，皆前古所未有者也”。《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历代沿革图》《大清一统舆地图》四家有世界观念的私家著述，“然皆本于周天三百六十度之法，布设准望”。现今地图愈出愈精，大体可分为透视、投影、麦加多三方法，“然其轮廓方位，未尝稍变，故不复论及之也”。 陶懋立认为地图学的发展，除在学术外与政治强盛及疆域关系甚大，“大约国势经一次扰乱之后，地图必有一次更变”，或进或退，固“由其国力委缩，抑亦关系于学术者居多”。又以西法附会中国古法，谓西法以北极定纬度，中国“以星次定分野”。黄帝至春秋战国疆域狭小，分野星次的方法尚可。汉唐开疆拓土，分野星次不足用，“亦骎骎乎有变通统一之势矣”。其强调中国地图学的内生性，称若非宋明崇尚语录、科举败坏学术，“即无阿拉伯之科学，耶稣教之宗徒为之导线，必有人焉。俯仰六合出其伟大之思潮，祖裴秀、祢贾耽更为吾国地图学辟一门径，蜚声于世界之上可断言也”(65)。故中国地图学当以固有为本，输入外来学理，发达学术以为国用，显示出中国地学会对待中西新旧学问的态度。 1911年6月16日，中国地学会《本会征文启》明确提出“顾维新知启迪，既有赖于专家旧学商量，期无封于故步”(66)，再次表达了构建新知有赖旧学的态度。1911年10月11日，陈学熙在《地学杂志》发表《中国地理学家家派》，赞誉地理学最为广博、实用，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智识，“向与历史学互相效用而并重者也”。西人当国者重视地理，以地理教育普及程度定国与民的强弱。印度土人不知地理，社稷倾覆。克莱武因知地理，以一介商会殖民印度。阿美利加著美洲地理，英、西次第殖民其地。就中国而言富源、矿产、边檄属地，“我尚茫然无知，或知焉不知所以藉手，彼已了如指掌，外交失败固亦宜矣”。据此，地理对于个人是谋生利器，对于国家是强弱的根源，对于世界是“天演淘汰之准绳”。故吉田松阴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先究地理。” 陈学熙主张学理上舍旧谋新，谓吾辈研究地理当摈弃无谓的考据、错误的事理，本“实地测践”以发达学问，又与旧学难以割舍，企图引新学学理改造旧学，称“欲知今当观古”，欲发达学问必先保存国粹，“而商量地理分别学派，以发挥而光大之，是亦保存国粹之一端也已”。 陈学熙附会中西，称地理学由希腊语地球与记录二字组成，我国向来称其为舆地。世界地理学始于公元前168年，我国的地理学则始于黄帝时期。上古中国地理首推八索九丘，次为《禹贡》《山海经》。《禹贡》为地理之祖，《山海经》后人不以地理书视之，然“人类未进化时地理学材料”皆如此，再证以西人地质学，其为地理书毋庸置疑。陈为与后世新学世界地理、中国地理的体系相合，曲解《禹贡》《山海经》二书“一则为域中地理学之鼻祖，一则为域外地理学派之鼻祖”。 其后，陈学熙以所谓古代中国地理学的禹贡、山海二派，系统地对中学地理进行了派分与整理。禹贡派即域中地理学派，古代地理书大半出自此派，“然其初属于财政范围”，班固继作一变而属于历史，皆未形成独立科学，其后学术昌明，离史独立。其分为：一地志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中国地理，取法《禹贡》，九州可分为郡国都城宫苑志、沿革志、形势志、利病志、游记五门；二水经家，“盖法禹贡导水而作”，可分为域于一地者、域于一水者、专志于海者三门；三山经家，“盖取法禹贡之导山”。古人自大不谈域外，故山海派势力稍弱，进步极迟，此派可分为：一瀛寰家，即今日普通教育中的外国地理家，有国志、游记二门；二自然家，即地质、地文学。二派五家或证经或考史，皆重在古今沿革，并非材料、学力不足，乃时势使然，“不能执此以咎古人之疏漏也”。 陈学熙又杂糅中西新旧学理，分萌芽阶段的新学地理为：一游记家，专志旅行兼及山川形势，为禹贡、山海二派的混合家，由王锡琪《小方壶舆地丛钞》开创，小学地理教员“多宗其意”；二新化家，研究山脉深得《禹贡》之意，创始人邹代钧办会译图，著述中小学地理教科书沾溉士林；三中国地理学家，注重中国普通地理，由龚柴、张相文、屠寄、马晋义四家创始，为禹贡地志家的新学家；四外国地理家，以龚柴为鼻祖，《瀛寰全志》为代表；五自然家，多翻译少自著，张相文撰地文、地质两教科书，“一切例证悉以中国之事实为本”，诚为教育国民的善本。文章最后感慨，在世界各国地理学中，“我国地理学派家数之多，学理之明，图籍之繁，大地世界雄飞突步，东西两洋奚多让焉；聊就所见，述为是编，贡献社会，为图史目录之一助，完全学说，是望通人”(67)。由陈学熙派分的新学地理各家，著述多为译书或据译书编著的教科书，可见中国科学地理之幼稚。 中国地学会为纳旧学地理入新知识系统，引外来学理对其进行条理、改造，构建学科系统，编织学人谱系。其本意则较为复杂，后世研究者谓：“至少对清末的文人来讲，接受西学本身既非目的，亦非必然。为了捍卫中国文明的价值，他们必须重新组织自古相传的学术结构，以便跟海外传入的学术相衔接，并且主动地改变自己。”(68)至于其结果，早在1894年5月30日，国人就称中国格物与泰西“名同而实异”，如“仅赖传出，剽窃万一，类皆小试端绪，未能穷究根源，而欲以中西格致之学，合二为一，岂通论哉”(69)。1906年12月，章太炎指出：“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引西学“以徵经说，有异宋人以禅学说经耶？”“而强相皮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70)。二者议论的对象虽非地理，然亦能相合，中国地学会用力于此，结果却早已为高明者预见。 辛亥武昌事起，中国地学会实际负责人张相文、白毓昆、陶懋立等，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各项会务暂停。民初其人又借助中国地学会参与政治，构建科学地理的事业始终未能继续。至于清季中国地学会构建的科学地理，因调查全国的计划未获施行，早已失去根基，用力甚多的引入学理与改造旧学，又受时代及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引进的大体是经过日本条理的二手学理，改造更是穿凿附会多于真知卓见。其治学又掺杂功利目的，“故其学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则遂嚣然自足，或以筌蹄视之。彼等于学问固无固有之兴味，则其中道而止，固不足怪也”(71)。构建科学地理的重任只能留待后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