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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年底至1922年1月，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在南京创刊《学衡》杂志，主要撰稿人还有王国维、陈寅恪、刘永济等。梅、胡、吴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堪称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创刊后连续发表胡先骕的诗学评论多篇，其中除了“综论”性文章以外，针对个人（大都是清代诗家）《文集》的评论就有12篇之多。因此，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基本成熟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在1922年发表的《论批评家之责任》中，胡先骕列举的“责任”有六：一为批评之道德，不作违心过情好奇立异之论，二为博学，三为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四为具历史之眼光，不就一时一地之主观立论，五为取上达之宗旨以指导社会，六为勿谩骂。他还批评说：“吾国文人素尚意气，当门户是非争执至甚之时，于其所喜者则升之于九天，于其所恶者则坠之于九渊，且每因学术之相非而攻及个人，或以个人之相非而攻及学术。”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胡（适）君于晚清诗人所推崇者为郑珍与金和，梁任公亦以二人并称，而比金氏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儿顿、嘎狄儿。实则郑金之诗，不啻霄壤之别。”胡先骕对梁启超、胡适这一老一新的两位文坛“权威”，敢于提出尖锐反驳，正表现出他“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的批评家风采。 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相遇，二人合影留念，胡适在照片上题字：“两个反对的朋友。”在此期间，胡适还热情地邀请胡先骕为他主导编务的《独立评论》写稿。1927年，胡先骕曾对《学衡》的主编吴宓说：“胡适对我颇好。”1948年初，胡适与胡先骕在南京开会合影时，胡适又在合影相片上亲笔题写：“皆兄弟也。”视论敌为朋友、为兄弟，这样一种学术气象，确实难得。 当时，胡适被海外学界推举为现代“大师”，但胡先骕认为：“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这一评价，容或有许多学者不能同意，但一家之言，正有其值得深长思之之处。 （作者：刘为民 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