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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大学从萌芽起，就与国运和时势紧密相连。其顺应西学东渐风尚和启蒙救亡潮流，秉承不做西方学术附庸的民族主义立场，锻造了近代中国大学运行发展的制度体系及其魂魄精神。近代大学教师制度同样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孕育与问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下，西方学术自由思想被吸纳于“学术独立”这一本土化的观点体内，进而成为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新精神。 兼容并包中国话语阐发学术独立 大学精神的塑造离不开大学教师制度，因为大学史本质上是人文主义与制度约定相向而行的历史过程。刘剑虹研究员穷十年之力研究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终使《移植与再造：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之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一书呈现于读者面前。 该书走出小历史的个案剖解，将大历史视野聚焦于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的演进。以与民族独立相呼应的学术独立为总纲，先探新教育的萌芽与近代大学制度的孕育，次论近代大学的诞生与教师制度的雏形，再考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大学教师制度的形成等。如此纲举目张、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为读者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变迁及其贡献提供了一个丰赡的历史参照。 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动因。第一，“师夷”、“图存”的现实压力构成了其逻辑起点。中国近代新教育始于洋务运动，诚如作者所言：“教师队伍和教师制度萌芽的内在动力始终是由外侮而激发的民族独立之主义。”尽管在宗旨上一再强调“中体西用”，但新式教育毕竟是西式的，因此在制度的条规设计上，不可避免地烙上模仿、移植的时代印记。第二，“兴学自强”所生发的本土思想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文化理念相融合，成为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的价值根基。由此亦形成了科学和民主的时代精神与爱国进步的民族精神有机融合，推动了以“兼容并包”的中国话语阐发“学术独立”的大学实践。 中西文化会通的典型样本 作者认为，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研究“是一种专项制度史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在于：首先，它的演进是中西文化会通的典型样本。具体表现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失民族独立性，以开放的姿态与胸怀，借鉴西方先进的大学教师制度模式，从而创造了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具有本土化特征的近代大学教师制度。其次，近代大学教师队伍的成长，反映了我国近代知识分子成长的轨迹。不可否认，洋务运动时期诞生和培养的新式学堂与洋务知识分子群体，为近代大学的诞生立下了不俗功劳。但如果没有近代大学制度的引进与创新，就不会有大学知识分子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主体的全新局面，而促使大学教师不断成长的关键因素，正是大学教师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再次，近代大学教师制度所内蕴的学术精神，集中体现了我国近代大学教师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办学原则——基于民族主义立场，以本国教师为办学主体，以创造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中国学术为目标，将独立精神始终贯穿于近代大学乃至教师制度的全过程。以蔡元培、梅贻琦为代表的两代学人，坚持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民族语言和“大师论”、“从游论”的本土理念，重新诠释和实践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的经典理念，进而使之有机融合于中国大学教师制度。最后，近代大学教师制度为当代中国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