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客使图》，生动再现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盛况，体现出了文化理念上的开放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这种“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纠结在一起，向世界传播一种观念：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发生冲突，一种处于强盛时期的文明必然殖民、扩张、称霸，输出自己的文化，用自己的文化来消灭、代替异己的文化。如亨廷顿说：“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按照这种观念，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这种“中国威胁论”起源于西方人对非西方文明的误解，其原因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隔膜。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解释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行为。他们把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纳入到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阶段”中去，以此论证中国崛起后必然像他们自己过去那样殖民、扩张和称霸。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用一种普遍主义来理解“文明”，认为人类文明只可能有一条发展道路，也就是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 但是，人类文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也不是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中国历史表明，当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时，它具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外来文明，不是拒绝，而是尊重、吸纳、包容，求同存异，和谐相处。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势，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五彩缤纷的景象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势。例如，在艺术领域，隋朝的九部乐到唐朝增为十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不仅包含汉族乐舞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而且包含印度、缅甸、柬埔寨等许多外国乐舞。对外来音乐的喜爱从宫廷、贵族传到城市居民各个阶层，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成了一种时尚。五弦琵琶、箜篌、筚篥、横笛、羯鼓等外来乐器也大为普及。传为唐玄宗游月宫回来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实是来自西凉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改编而成 ，因此应该看作是汉乐和胡乐融合而成的一项艺术成果。 和“胡乐”相伴的是“胡舞”，其中最有名的是胡旋舞（来自康国） 、胡腾舞和柘枝舞（来自石国）。白居易和唐代许多诗人都描绘过胡旋舞。当时在宫廷中经常表演“胡乐”和“胡舞”。据记载，舞蹈家谢阿蛮进宫表演胡舞时，“宁王吹玉笛，上（李隆基）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筚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伴奏的这些乐器多数是外来的胡乐器，而演奏者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音乐家。唐玄宗李隆基吹奏玉笛和敲击羯鼓都达到极高水平。当时的重臣宋璟也善羯鼓。他演奏时，“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充分发挥了羯鼓作为“八音之领袖”（李隆基语）的功能。 大唐帝国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吸引了许多国外艺术家来华，其中包括非常杰出的画家、歌唱家、舞蹈家和乐器演奏家。如唐初来华的天竺僧昙摩拙叉、康国人康萨陀、狮子国人金刚三藏等人，都是擅长画佛画的画家；唐末来华的竺元标是天竺画家。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地区的歌唱家、舞蹈家和乐器演奏家，如唐高祖时被封为散骑常侍的舞胡安叱奴、玄宗时被封为国公的优伶安金藏，都是安国人； 中唐时著名的歌唱家米嘉荣、米和父子都是米国人； 琵琶高手康昆仑是康国人； 琵琶世家曹保和他的儿子（曹善才）、孙子（曹纲）是曹国人。 在宗教领域，唐王朝也采取开放的、包容的政策。例如，从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已融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玄奘大师贞观元年赴印度取经，于贞观十九年（645）回长安，带回了佛教经、律、论各类经典657部。唐太宗非常高兴地接见他，请他在弘福寺翻译梵文经卷，还让宰相房玄龄、许敬宗挑选五十多位学识渊博的佛教徒帮他翻译。玄奘本人翻译的佛经有75部，1335卷。玄奘之后，有义净从海路经苏门答腊等地赴印度取经，从671年到695年，前后25年，带回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女皇武则天亲自到上东门外迎接，极其隆重。义净主持的译场前后16年，共译经56部，230卷。参译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国人，还有32位官员。官员中有11位宰相（含“同中书门下三品”），如尚书左仆射韦巨源、苏瑰、行太子少师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扬州大都督韦温等人充任“监译”，守兵部尚书韦嗣立、守中书侍郎赵彦昭充任“翻经学士”。如此大规模和高规格的翻译队伍，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仅此一端，即可充分显示出大唐帝国吸收、包容外来文化的广阔胸襟。此外，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也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脱利派。当时唐朝的外来宗教还有祆教和摩尼教。 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他们大多率领着庞大的外交使团，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来唐使节最多的是日本、新罗和大食。日本曾先后向唐朝派遣十多次“遣唐使”，包括留学生、学问僧和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每次人数有数百人，最多达到七八百人。新罗常年居住在唐朝的留学生达到了一二百人。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胡商经营的酒店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当垆。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店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这种胡风、胡俗的盛行，显示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学者们盛赞的盛唐气象的一个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