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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泉州的历史说明，中华文明在强盛时期，对于外来文化确有一种开放性和伟大的包容性。对于外来的异质的文化，一方面接纳它们，包容它们，尊重它们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把外来异质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因素吸收、融合进来，充实、丰富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概括，这种对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态度，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华文明的这种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哲学和信念，就是“物一无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和信念。“同”就是“一”，也就是绝对的同一，排斥异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在中国哲学看来，“同”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创造，不可能有发展。“和”则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相互之间的和谐共处。“和”，要求容纳别人，谅解别人，进一步还要欣赏别人，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以“和”就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开放。中国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为一个包含有多种因素，可以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新的价值的复杂系统，所以不会对新加入的因素抱有恐惧和敌视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够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历史上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的这种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框架。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不是必然互相仇视，互相冲突，而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亨廷顿用西方传统哲学的观念，把文明看成一种“实体”。“实体”就要划清自己和他人的“边界”，所以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界限（即“我们”和“各种他们”的区别）是最重要、最真实的。出于这种观念，一些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的发展，就是用自己的文明占领全球的殖民愿望，追求建立“日不落”的帝国。亨廷顿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人一样，要自我认识、自我确证，就需要树立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他者”。这种观念的实质是用造就敌人来寻求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的动力。按照这种观念，爱我的文明，就必须憎恨非我的文明，“美人之美”是不可能的。亨廷顿把西方文化这种憎恨异己的不宽容的精神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了。 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论语》一开头就写着孔子的教导：“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发展自我、赋予新意义而言，中国人把“学”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这表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这就是最美好的事，用不着非得找个敌人踩在脚下才高兴。玄奘和义净先后赴印度取经，一个19年，一个25年，表明中国人对于学习异质的文化有多么高的热情。明朝士人李之藻主张对外来的基督教采取包容的态度，理由就是可以“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这都说明在中国人看来，外来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孔子的第二句话表明，中国人向来把来自远方的人先当作可尊敬的朋友看待，并且真诚地相信他们身上必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亨廷顿的观念是用造就敌人来寻求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则是通过学习他人和迎接朋友来提升自己。中国人追求的是展示自己的文化的魅力，所以中国人的理想不是“日不落”，而是“近悦远来”（悦近邻，来远人）。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冲突”，中国人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谐共处与和谐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