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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有他的时代背景。从太宗朝开始的大规模开科取士，时光流逝，到第三代真宗朝，士大夫政治开始形成。然而，在真宗朝，政治整备与制度建设是首要任务，还未遑精神建设。进入仁宗朝，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主，大规模的精神建设拉开帷幕。《宋史》卷446《忠义传序》指出：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道德重建。唐末五代时期，由于政权转换频繁，士大夫往往转仕几朝。宋朝禅代后周，后周一批士大夫成为宋臣。在宋初的几十年中，“贰臣”充斥朝廷。因此，当时对所谓的“贰臣”也没有什么非议。当时道德评价宽容的导向，自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 从宋初到真宗时期，在统治层，道家的“无为”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与当时为了安定政局，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关，从中央到地方，宋王朝也不得不接受和使用前朝以及过去割据政权的官吏。然而，几十年后，随着政局的安定，朝廷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提倡道家的无为之治了。因此，在道德上对“贰臣”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否定性的批判成为风潮。范仲淹等人痛感五代以来士风浇薄，道德沦丧，而以身作则，振作士风，砥砺士大夫名节。范仲淹以道家批判为中心，大声疾呼的爱名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代表了当时的新思潮。在《宋史·忠义传序》中名列于范仲淹之前的王禹偁，在太宗时代，关于名教，就已经提出了与范仲淹几乎相同的主张。不过，对五代十国人物全面进行人格甄别与道德清算的，则是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因此，对冯道评价的逆转，完全是出于适应当时道德重建的需要，而冯道这个历仕四朝十一君的“长乐老”，便成了绝好的靶子。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道德重建的努力是成功的。朱熹就曾指出：“范文正公作成忠义之风。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耳。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然而，成功只是就道德重建而言，对冯道的评价，则戴上了“后现代”的有色眼镜，蒙上了太多的道德色彩，而与身处彼时彼地的冯道本色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