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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您当时在历史所主要参与这种集体性的编书,那您个人的研究兴趣呢?就是经学、戊戌变法这些研究呢? 汤:我就写了一些东西。经学啊,戊戌变法啊,我写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本来我想,搞古代史算了,近代史里面,风险比较大,你看,批来批去,古代不要紧的嘛。后来不知道,近代史倒热门起来了。(笑) 戴:您当时还跟复旦那边联系吗? 汤:复旦有的时候还往那边跑一跑。复旦去了几次了。我们历史所里面有一个室,就是近代史室,全部搬到了复旦,挂两个招牌,刚才不是讲了吗? 戴:复旦当时没有近代史吗? 汤:有的。为什么呢?复旦(历史系)要奚原去做党委副书记。奚原现在还健在,前年他还送我一本书呢,就是他九十岁出的集子。我们不是挂了两个招牌吗?我那个时候天天到复旦去上班的,要换乘三部公共汽车呢。 沈:那您在复旦开过课吗? 汤:复旦开过几次课,短期的,因为复旦太远(笑)。 汤仁泽:很多五十年代的学生都知道,还上过他的课。 戴:那是不是给周(予同)先生当助教? 汤:助教倒也不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名头,在一起教书就是了。 沈:五十年代的时候,您发过好多文章,是跟周先生联合署名的吧? 汤:(笑) 汤仁泽:七篇。 沈:这些文章是不是大部分是您写的?这个我可以问吗? 汤:既然写了两个名字嘛,就是两个人写的。(笑) 沈:为什么我想问一下呢?因为这也是有一点学界公案的意思,像朱维铮先生也发表了一些言论。您是否需要为自己说一些话? 汤:真正读书的人,看得出来的。周先生他自己讲的,不是我们那时候经常要检查嘛,经常开什么思想评论会,他说:“我最大的问题是‘保本’思想。”解放以前他就很有名了嘛!所以他说,“我五十岁以后不写文章”。这是他在复旦上课的时候自己讲的。有时候他上课我陪他去,他年龄大了嘛,有时候我叫我的爱人陪他去。他自己讲的,“我在出版社里面工作了好多年,所以我对标点很注意”。他就改了几个标点,他对标点很注意。我不管这些东西的,有的标点,特别是顿号、逗号,不太注意。他讲究这些东西的。周先生是很好的一个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