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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沈艾娣教授（Henrietta Harrison）曾师从科大卫教授研习区域社会史。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一书中，她以一位山西乡绅的日记为核心材料，描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考。这一写法与中国史学界近些年流行的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研究方法颇为契合。沈艾娣认为，微观史研究能让我们琢磨这个宏大叙事或许有不少地方需要修正，也许史家忽视了时人所经历的其他面相。 您在《梦醒子》中文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微观史的范例，但随后又说本书并非典型的微观史，两种说法之间有什么微小的区别，该怎么理解？ 沈艾娣：老实说我不记得为什么将此书视为非典型的微观史，我写作此书在很久之前了。宽泛来看，《梦醒子》是一本传记，并不是微观史。很多其他微观史关注某个事件。我想问题可能是写作此书的时候，我并没有视之为微观史。那时并没有很多史家从事微观史研究，我也并没有做微观史的特别想法。但是当中国读者读到此书，他们将此视为微观史。他们对此又特别感兴趣。当我为此书的中文版写序时，我试图将此解释为微观史，因为这是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方面。 您说微观史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要撼动宏大叙事的整体化倾向。对您说的这种“颠覆”，能举些具体的例子说明吗？ 沈艾娣：我认为，当你从事微观史研究的时候，你探究的是某人的人生、对某人来说究竟发生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这让你真正关心我们所谓的宏观叙事是否恰当，或者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中这些宏大叙事究竟是否言之有理，这就自然促使你以批评的眼光对待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写作方式，其优点在于让人深入探究发生了什么。一旦你追问这些问题，你进而会对此宏大叙事进行反思。有时，它让你琢磨这个宏大叙事或许有不少地方需要修正，也许史家忽视了时人所经历的其他面相。 如果说具体的例子，我想到了娜塔莉·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此前人们认为在早期现代，人们只有单一的民族或宗教认同，这本书让人质疑此观点。因此，从一个国家看起来很简单的故事变得更复杂，让你反思民族国家历史和宗教史，我指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尽管最近我没有读很多别的作品，但是我读了她的书。显然，《梦醒子》一书的部分意图在于反思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儒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儒家思想并不是就此消亡，而是崩散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 的确如此，当时国家似乎不再支持儒家思想，但在地方层面还有不少儒家思想的因素，如阎锡山的心腹赵戴文对山西地方社会有不小的影响。 沈艾娣：国民党和阎锡山的确采纳了儒家思想的不同方面，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当我写《梦醒子》一书时，我感兴趣的是儒家思想分裂之后仍然保留在家庭伦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国家（国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及儒家思想（以商业伦理的形式）在商业行为中的功用。儒家思想在这些不同的方面独自演变。对我而言，似乎没有一个单一的儒家思想，而是在家庭、国家以及商业诸领域拥有不同的儒家思想。废科举之后，当国家不再将这些领域统和起来，儒家思想便在不同的领域崩溃。或者这不仅是儒家思想是否有影响力的问题，而是儒家思想的改变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我认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显然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的家庭、国家以及或多或少在商业领域仍具影响力，但是儒家思想影响家庭的方式显然不同于其在国家层面的影响。科举制废除以前，政府是儒家思想强有力支持者，它将不同领域不同方式的儒家思想统和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