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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一本日记，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的体验。例如有些学人读后感觉，日记主人的种种愤懑和不满，反映的恰恰不是“进步之苦”，而是当时中国的落后，说明中国现代化推进得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有种种负面的东西阻挠了现代化正常进程。例如刘氏反感的清末新政，反映了假改革之名横征暴敛，加剧了吏治的腐败；还有辛亥革命党人的横蛮无礼，贪权夺财，不体恤民众，这些都不应该归咎于现代化这个事情本身。您认为呢？ 沈艾娣：因为显然中国并没有立刻由一个路径瞬间变为想象中的完美样态。我认为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是中国将会变得完美，或者说将会有一个完美的现代中国，这本书并不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涉及进步、改变，及其对人的影响或者当改变发生的时候，人们周遭生活发生了什么。当然，一些人遭受改变之苦。山西的经济就曾明显受西伯利亚铁路建成的打击。这并不是说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是件坏事，毫无疑问，很多西伯利亚人受益于此，但是也有很多人因此出局。你不能假设进步就是好的，进步仅仅是一个改变。有些事情大体是好的，仍会有人因此受苦。当然并不是说进步就是受苦，但是任何改变总是造就赢家和输家。 刘大鹏是华北内地的乡绅，当然与东南沿海的士绅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您说他不能代表谁，但我们还是希望您能比较一下这两类士绅在面对国家动荡以及现代化时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沈艾娣：经济根本不同，因此经济的改变对于这些地方的影响也根本不同。在山西，票号和商铺在俄国革命之后陷入萧条，因为革命使他们失去了市场。清朝覆亡导致山西票号破产。从地缘的角度来说，这些改变对山西造成很负面的影响。但是同样的改变就对东南沿海造成积极影响。你不会意识到对上海来说是积极影响的某 些改变，也许给内陆造成打击。这不是不同的绅士参与的问题。例如，接受过西式的教育可觅得好工作，同时这样的西式教育也许让人沮丧或者更为保守。对我而言，这更像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两种绅士的问题。 您是科大卫先生的学生，能谈谈您理解中的“华南学派”吗？这些年在众多的肯定之外，他们也遭受了一些质疑，比如，区域史怎样才能完成对整个“中国”的解释？即便我们把华南、华北、江南都做得更加细致，发掘更多的地方文献，我们就能更懂得“中国”、理解中国历史的变革吗？您怎么看待这中间的矛盾？ 沈艾娣：《梦醒子》并非地道的华南学派的作品。显而易见，我从科大卫老师那里收获颇丰，尤其是，他强调事情发生的具体地点。这意味着需要具体思考地理语境，与当地人交谈，并认真对待生活在地理环境中的人们。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梦醒子》一书所关心的，也均来自科大卫老师的取向。但是显而易见，这本书并不是回答华南学派试图探讨的问题。他们所追寻的问题是认同、宗教以及地方组织如何塑造地方社会。《梦醒子》一书并不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华南学派给我的更多是方法。 更多的材料、更多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当然，这也取决于你探寻的是怎样的中国历史。假如你想写一本关于政策、政策如何被制定、政府如何决策的中国历史，你或许不那么需要地方史。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也许就是现实的反应。但是假如你想写一本关于人们如何生活的中国史，那么你很难离开地方史，因为每个人都是在某个地方生活的，他们代表人民。 微观史学现在在国内比较流行，有些历史研究偏重于极其细节之处，被贬称为“碎片化”。您觉得是这一潮流的错，还是别的原因？微观史会不会损害我们对历史整体的把握？ 沈艾娣：我此前从未听说过“碎片化”一词。这个词是否意味着若从事微观史研究，你将会分解整体性的结构。我想也许它可能分解民族的历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少人在做微观史。我也不确定这是我想做的。我想你总需要一个民族国家历史作为框架，当然你可以修正那个框架。 您的意见让我们想到德国历史学家Reinhardt Koselleck说的一句话：“革命释放出了一种崭新的未来，无论它在人们看来是带来了进步还是带来了灾难，而革命也以同样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过往。” 沈艾娣：我想任何现在都创造着它自己的过去。我们往往通过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联来理解过去。这是每个人教导学生时的说法，这当然是正确的。事实上从基本层面来看，自下而上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风靡，在社会主义兴起以前，人们很少研究底层的历史。史家关心的是大人物，因为史家认为大人物才举足轻重。此后，对下层历史感兴趣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转变是史家关注农民革命。此后又有年鉴学派，诸如此类。我想说历史总是对时代的一个反应。当然，历史必须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之上。但是在你感兴趣的话题之外谈历史几乎不可能。这便是为何中西史家存在差异，因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本身就不同。例如，新清史就反映了时下很多美国人对种族文化的兴趣，当他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也看到了种族方面的问题。同理，人们通过历史来对他们所处的社会提问。这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