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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艾娣：历史上，儒家思想并不是一个事物，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传统，就像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社会主义，所有这些大传统，因时因地而各异。因此我并不认为可以界定儒家价值。我们或许可以说刘大鹏感兴趣的或者他思想中的儒家价值大致为何。但是我确实认为二十世纪儒家思想崩解了。若细致分析，刘大鹏属于旧式、宋明理学一脉。他相信程朱理学，那是他所追求的。因此他对那些尊崇儒家思想其他解释的人多有批评，即便在他自己的时代，他也是旧式的。那时也存在对儒家思想的不同诠释。对此，我并没有成见，并不认为某种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或优或劣。对于我们更有意义或相关的是，我对刘大鹏致力于做个孝子的努力甚表同情。即便他和他的父母之间存在不小的社会鸿沟，他花了很多心思尽力做孝子、行善。即便他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与父母相比，他却已经不同，但是他仍花很多时间尝试做孝子。对此我印象颇深。 做孝子在西方的价值系统中并不常见。当然在西方人们也会尽力做好孩子，但是在西方这并非核心价值，理解孝道的方式也不同。当然并不是说西方人没有正当的家庭价值，不赡养老人。这一说法流传较久，但是在很多方面都不是事实。然而刘大鹏在日记中每日反思自己是否为孝子的方式，我想人们很难在过去或现在的西方发现类似的现象。因为西方价值体系的大框架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价值体系之外，人们也许更强调一般性的待人友善，而不是对父母特别的孝顺。而孝道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是核心。 西方人讲亲疏之别吗？ 沈艾娣：也不能说西方人不分亲疏。我想假如你住在今日美国，社会高度发达，人们迁徙较多。人们离开家乡并建构支持性的小社区，这些是人们自造的，也让人们意识到家庭并不一定是血缘关系，也可能是构建出来的。这也许与当代美国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有关。我并不认为西方人不分亲疏。假如你去意大利南部，你会发现人们有很强的家庭观念。但是我想说或者我仅仅想说，如果能找到刘大鹏在西方的对应人物的话，他很可能是虔诚的基督徒——刘本人很讲诚敬，试图行善。但是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他的努力可能就不集中在父母身上，而更宽泛。西方人也可能关注父母，特别是他们与父母同居的时候，但是爱人如己可能是一般性的教导，而不是孝道。刘大鹏曾致力于孝道，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中西之间，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有区别吗？ 沈艾娣：发生在中国的另一个事情是孝道集中在国家层面，是否做一个好公民在中国变成了绝对的、核心的道德价值。在我看来做好公民的方式在欧洲并不如此。在欧洲很多国家，他们视民族主义为有害之物。假如你在德国，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被视为有害的事物。美国和中国仍致力于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看作正面的事物。这一点中美很相似。在欧洲，很多人将民族主义自身定义为消极的事物。那么，是否善待他人，无论这些人是不是家庭成员或者国家的一分子。这是巨大的差异。假如你在美国教书，这一点也会让你印象深刻。我还记得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民族主义的课程，一个德国学生说民族主义是有害的，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为此非常震惊，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从德国学生的视角来说，也许他自幼接受的教育便是如此，所有的学校教育都强调民族主义的有害性。你怎么称呼它无关紧要，它对社会仍具破坏力。中美学生都接受了完全相反的教育，认为民族主义是积极的，你必须展现对国家的忠诚。但是当你反观今日欧洲，你当然会注意到民族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所展现的摧毁性。很多德国人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是糟糕的事物，英国人也不会认为民族主义是积极的事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