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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作为“异文化”者，进入中国历史，大约会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概念化、范式化的理路，以各种各样的观念笼括历史；另一种追求的基本上是一种知识之学，而非解释之学。《梦醒子》这本书，可能更倾向于后者。刘大鹏的人生轨迹，以及有关儒学的细致描述，对于大部分中文世界的史学从业者来说，可能只是一种并不陌生的知识。有助于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变化，但对于解释，似乎显得无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沈艾娣：基本来看，这是关于方法和内容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大致是关于异文化者给中国史带来另类方法或者不同的内容。但是我写《梦醒子》时，并不是试图带给中国史家什么。这不是此书之旨趣。因此我并不试图做一个进入中国历史的异文化者。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要做的是与英美读者或者其他外国学者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我对理论并不太感兴趣，而更关心过去人们的生活。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人对哲学问题的兴趣不同。我对哲学问题感兴趣，我也喜欢阅读关于理论的书籍，因为这些书给我新想法。但是无论英文还是中文翻译，我都不会致力于高深的理论。无论你感兴趣与否，我喜欢故事，我想知道过去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我的确想讨论二十世纪的儒家思想这样的问题。因此有的书论述二十世纪变革对每个人一直以来都是有益的，我对此观点感兴趣。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人们知道事实上几乎没有一系列的变化会对每个人一直都有益。我对探究周遭的这些改变颇有兴趣，但这不是理论贡献，就像这本书中的论述。 我想说的是，将一系列的改变称为“进步”或许也是有问题的。当你使用“进步”一词时，你的说法本身就暗示着我们迈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何以见得？或许我们走向一个更糟糕的未来。我们不能假设改变总是变向更好的情形。对刘大鹏来说，更重要的是所发生的某些改变并非对每个人都有益。各式各样的改变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积极的，但是总有人因此失败，这毫无疑问。任何改变总有赢家和输家。刘大鹏和他那一代人——在晚清依照某种解经的方式而受训练——后来意识到他们所学已经不再流行，人们对他们所学不感兴趣了。二十年后，他们的生活大不如前了。那么，刘大鹏正是这群变得越来越穷的人中的一员。他家起初还算小康，但是结果他的儿子被贴上了贫农的标签。他家确实在走下坡路。我知道在历史中不应做反事实的假设，不过假如他碰巧是个革命者，或许他的生活会大不一样。他完全能胜任高中教师一职，那么他或许能生活得好一些。他或许根本不可能成为曾国藩，但是他也许可以有高一些的收入，假如这些改变没有发生的话。常态之下，任何改变总是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 或许很多中国历史倾向于忘记失败者，同时也倾向于关注那些推动了中国历史演进的人物。当史家面向未来，他们也就只关心那些曾经致力于某种“未来”的人们。一旦如此看待过去，我们都会强调革命者以及其他朝向积极未来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书探讨失败者，例如陈怡君的《贫穷有罪：中国都市贫民，1900-1953》，讲的就是北京的穷苦人以及那些没有受益的人。杨凯里的《感化：思想改造与中国的监狱，1901-1956》，这本书探讨了激进的现代化之外发生的问题。当然一般的倾向是穷人也被忽视。 似乎您不满意过去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描述和理解，想通过这本书让读者体验到现代化过程中的“进步之苦”，对刘大鹏这类人有“同情之理解”。您对刘大鹏倾注的同情和理解主要表现在对他以旧（儒家）价值观立身与自励，却身在近代的变革中而产生的紧张感，那么可否具体说说您是如何界定儒家价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