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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无中西 尉:我看您的文章的时候,觉得您的文章透露出来的除了具有浓厚的批判和反思色彩外,觉得您的行文和语气有点西方学者的风格。对于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何:我的看法不同。过去几十年、一百年来,都有人讲中学、西学对立,中学怎样、西学怎样。有的中学派反对西学,有的西学派反对中学,我觉的学就是学,并无中西之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这本书当时是作为我们的标准教材而使用,是有名的学术著作。书写完后,学校要求两个老师来写审查报告,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属于史学家行列,另一个是金岳霖先生,属于哲学家行列。金先生有一段话:说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国哲学”?我们说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英国物理学史》,那么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法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或者“中国物理学”。“英国物理学”更确切的指的是物理学在英国发展的历史,而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英国物理学”的存在。当然存在的差异在于你是用中文来表达,他是用法文、英文来表达,但二加二还是四,你不能说中学就是二加二等于五吧!学本身是客观的,无所谓资产阶级学、无产阶级学,是中国学、英国学还是法国学。过去国庆节大游行,有很多代表方阵,如解放军代表、运动员代表、科学大军代表等,科学大军代表举的标语是“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合适,应该改一下,应该改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服从科学”。科学是为任何人、任何阶级服务的,不管中国美国,二加二都等于四。大跃进时期谎报亩产几万斤,结果产不了几万斤,倒把农业生产给搞垮了。所以说,科学对所有的国家、民族和阶级都一视同仁。希特勒没有制出原子弹,否则原子弹也同样为纳粹政治服务。真理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我们学历史的人在看问题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你说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有不错的理论反思,包括对权力、话语、真理关系的反思还是很好、很有启发。 每一个名词之所以有意义,往往都是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有意义,换一个语境的话可能就没有意义了。中学、西学之别只在清末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为何到清末才有意义呢?在当时的语境下,所谓“中学”是指“三纲五常”,你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而你脱离了那个语境就没有意义了。今天你说的“中学”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指君为臣纲吗?中国的君主制度早都不存在了,怎么还能说“中学”呢?在清末中国确实没有近代的物理学、数学、化学,这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学、西学是有意义的。这种提法有它具体的内容,而在今天其意义何在呢?我不理解为何前些年又把这个问题给炒出来。 这个说法现在并不能成立。我们知道,声光化电等这些自然科学在近代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在中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能掌握这些学科技术,近代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世界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这些学并非某些地方的特产,只不过是某些地方先出现,某些地方后出现而已。为了方便我们仅在称呼上称之为西学或中学,这些知识绝非某个民族的专利,这是人类族群发展到近代的共同的知识积累的成果。我们也讲声光化电,而西方也讲仁义道德,比如亚当·斯密,他所鼓吹的是以“自利”这一普遍人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可是亚当·斯密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的是伦理学,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也是讲道德的。 上面说的是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同样如此。比如马克思是德国人,但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政权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时,他们认为最强有力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中国没有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中国不占主要地位。30年代初期,有十位教授在上海起草了一个宣言,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什么是“中国特色”?那就还是孔孟之道和仁义道德。这时候,马克思主义阵营就反驳说:“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也适用。 所以,就科学本质来说——这里指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广义的科学——无所谓中西之学,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粗精之分和高低之分。中西学之争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强调中国特色。你强调中国特色目的何在?使用这种办法来对抗西学吗?我认为这是难以成立的。每个民族都有它的贡献,但学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事业,大家都应当参与进去。假如强调中学特色是用以对抗西方的话,那我以为这种办法是错误的。应该是善于吸收别人先进的东西为自己所用,而不必用这种办法为自己壮势,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我觉得这种说法恐怕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一个健康的心态似乎没有必要去宣扬这种东西。宣扬本民族的优越,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